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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的童年時候是很少快樂的。當國內戰爭開始的時候，我只有八九歲。我的父母都是醫務工作者，他們參加了紅色近衛軍的隊伍，丟下我們四個孩子，由一個家庭女工照顧，這個女工把我家的一切細軟都收拾走了，她把我們幾個孩子孤零零地拋在白匪所占領的一個城市里。

　　我的妹妹有的4歲、有的3歲、有的兩歲。一切事情都由我自己來做：做飯、洗衣、喂奶、看孩子、生爐子、汲水。

　　每當我回憶起這些年月時，我有時候甚至不敢相信我能夠擔當得起這樣沉重的擔子，我能夠管教得了小妹妹們。媽媽聽說我們完全沒有人照顧以后，就冒著生命的危險，偷偷地越過前線，在白匪從城內撤走以前，一直過著隱匿的生活。后來，我們就始終和媽媽在一起，和紅軍在一起，經過了國內戰爭的整個時期。

　　媽媽做了很多工作，有時當護士，有時在司令部做打字員。我們見到她一面的時候，她常常好像對待大人一樣對我說：“好女兒，我信任你”1919年，媽媽和我的妹妹都患了傷寒病(只有我沒病，我和媽媽的同事一道看護著她們)。1921年，我們也受到了饑餓的痛苦。這些年月對我來說是一個生活的學校，使我學會了許多事情。我永遠忘不掉我的年輕媽媽的形象，她雖然處在艱苦的時代，可是永遠是那么莊嚴、緊張、朝氣蓬勃，對我們非常溫柔撫愛。我的母親至今還是我最親近的朋友。盡管我們經常不住在一起。

　　從我的親身經歷中，我知道我對自己孩子所要求的都是力能勝任的勞動，他們是完全辦得到的。我永遠不能同意那些不讓孩子關心家務的母親：

　　“孩子小，讓她玩去吧。等她長大了，還來得及學的！”

　　然而，等到孩子“長大”的時候，她不僅要完成合乎愿望的工作，而且要完成負有責任的工作，這就會感到困難。到了這時候，那位母親就會抱怨說：

　　“你想一想，女兒一點也不幫助我，她連自己的床鋪都不整理，襪子也不愿意縫！”

　　然而，在這時候應該責備誰呢？使我高興的是：我已經教會孩子來幫助我，我們互相幫助，像幫助同志一樣地幫助，他們即不夸大，也不吹噓，說他們做了什么事情，有什么值得一談的特殊功勞。我和他們都感到我們的一切事情都是自己分內的事情。

　　女兒入小學一年級時已經7歲。有一次，在她上學以前，我檢查一下她的手。她的手很臟。我批評她，她很不好意思地說：

　　“媽媽，這個洗不掉，這是煤煙。”

　　“為什么弄煤煙呢？”

　　“我昨天晚上刷洗廚房用具和煎鍋來的，為了節省您的時間……”

　　昨天晚上，雖然我下班較早，女兒和兒子都沒有說他們已經把我們的廚房仔細地收拾過了：女兒刷洗了食具，兒子劈了柴、掏了灰等等。

　　常常有這樣的事情。我回家很晚，等我到家以后，孩子們都睡覺了。桌上放著一張字條：“我們煮了土豆，吃得很香。這份是您的晚飯。功課全做完了。依麗娜和我的東西全都收拾好了。我們已經買了煤油。明天的面包也買了。我們早一點睡啦，晚安，媽媽；請吻依麗娜吧，這是我答應她的。她想等您，可是我勸她睡覺，并且跟她說，不要等媽媽，就是你睡著了，媽媽也會吻你的。安得烈。”

　　一直到現在我們還保持著這樣的習慣。我們永遠知道誰在哪里，他什么時候回家，我們彼此留下字條，寫上委托的事情。

　　我經常有許多工作。有時候，孩子們還在睡覺，我就得離開家了。我準備好早餐，并留下字條注明：“這份給安得烈”，“這份給依麗娜”——我所以這樣寫，并不是因為他們自己不會分配，而是為了使—切事情都有次序；我把—切都準備停當，用餐巾蓋上。孩子們也會意識到：

　　“既然桌子收拾得這樣整齊，我們也不應該弄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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