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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不要笑話我，春天剛過，我就在盼著冬天了，因為到那時女兒可以回國度假和我們團圓。

　　每次回來，女兒都要帶一大堆獎狀，諸如新加坡中學生數學奧林匹克競賽金獎、新加坡中學華語文章朗讀比賽團體亞軍、新加坡數學奧林匹克競賽銅牌、澳大利亞國際數學邀請賽滿分獎、美國數學邀請賽優勝獎、中三(六)班學業成績獎第一名、中三級物理科第一名、中四級學業成績獎第二名，中四(六)班學業成績獎第一名、新加坡全國華族禮俗比賽團體第一名、新加坡物理、化學奧林匹克競賽個人總分第一……我數都數不過來。

　　不知情的人，以為我們是書香門第，是知識分子家庭，所以才會教子有方，其實不然……

　　我出身于一個“黑五類”家庭。父親是海寧人，小學畢業后，因遭大旱，田地龜裂，顆粒無收，家庭陷入困境，無力升學，于是去醬園做學徒。抗戰爆發后，父親投身抗日事業，抗戰勝利后，曾在上海警察學校做教員。國民黨潰退時，父親和母親拒絕去臺灣，執意留下來跟隨共產黨建設新中國……

　　但像我們這樣一個舊職員家庭，解放后相當長一段時間，無論是政治境遇，還是經濟條件，都是相當困難的。

　　不僅如此，我還是一個患“腦垂體發育不全侏儒癥”的殘疾人，身高只有1.3米。所以我在求學、工作、成家和日常生活中比健全的人要困難得多，可以說是備受冷眼歧視和譏笑羞辱。

　　至今我還記得這樣幾件事情。

　　1965年7月，我從杭州市第九中學畢業。和所有參加高考的學生一樣，我懷著對大學美好的憧憬，以興奮和緊張的心情跨入考場，認真辛苦地考了一場又一場。

　　考完三天六場，滿以為是實現自己夢寐以求的上大學的理想的時候了。誰知這種努力、這種希望都是我的一廂情愿，社會早已把我這種家庭出身的人打入另冊。你考也好，不考也好，成績好也好，成績差也好，結局都是一個：不得錄取！何況我還有生理缺陷。

　　那年我們班高考錄取的比例將近百分之五十，我平時在班里的成績居中上游，憑成績我是完全可以考上大學的。

　　發通知的那天正是盛夏最熱的時候，當我拆開信封，看到一張“不錄取通知書”時，好像一個人掉進冰窖，渾身冰涼。那么熱的天，晚上家里人都是露天睡覺，還不時搖著扇子，只有我獨自一人躺在黑漆漆的房間里，連汗也不出一滴，更不用說是眼淚了。我兩眼直勾勾地盯著天花板，大腦一片空白……

　　雖然已過去三十五六年了，但當日的感受至今還刻骨銘心，歷歷在目。

　　讀書讀不成，招工單位認為我是殘疾人又不錄用。我要求上山下鄉，知青辦的同志對我說：“你這種情況，還不如在家里待分配好。”于是，我只好在家里呆著。

　　我在家待業期間，正是史無前例的“文革”時期，每天早晨我們一批待業青年都要早請示。一天我發現少了幾個人，就問別人，那人反問：“他們工作去了，你不曉得啊？”我說：“前幾天街道干部不是說現在單位不招工，要我們安心等著嗎？”

　　又過了一段日子，有個待業青年悄悄對我說：“告訴你一個可靠消息，最近又有兩個單位來我們街道招工，我已經托人打過招呼，自己也到負責分配的干部屋里去過了，你快點去找他，不然又沒戲了。”我說：“我不曉得他住在哪里。”“你這個人真是孤陋寡聞，他就住在你家對面第三個門。”

　　傍晚，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近那扇門，問了里面一個中年女同志：“同志，×××同志住在哪里？”她指著正在上樓的一個中年男子說：“×××，有人找你。”

　　我趕緊走向樓梯，說：“×××同志，我已待業三年多了，聽說最近有單位來招工……”

　　我話沒說完，他馬上打斷我的話說：“家里不談工作的事，要談到辦公室去談。”

　　我想既然已經來了，就一定要說清楚。我繼續說：“是不是請你幫忙安排一個工作，無論什么工作都行，只要能養活自己，不再靠父母……”

　　他臉色由多云轉陰，目光像探照燈一樣把我從頭到腳來回掃了一遍，用冰冷的語氣說：“你看你這種人能有什么事可以做？”這種輕蔑的言詞像針扎進我的心里。看我嘴一動，又想開口，他馬上攔截：“你走吧。”他邊說邊快步往樓上走去，不再理我。

　　這時我產生了一種被人當做叫花子的感覺，頓時愣在原地，不知所措，心中翻騰著苦澀之味……

　　就這樣，我在家一“待”就待了五年半，直到1971年3月，一個小集體單位來街道招工，街道干部為我說了好話，我也托了熟人，總算進了這家小廠。電工、沖床工、模具修理工、裝配工、質量檢驗員、倉庫保管、統計、計量管理，雜七雜八我干過不少種類的工作。直到三中全會之后，我們家的情況才開始逐漸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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