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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孝順”又成了一個熱門話題。先是北大在今年的自主招生中,將“孝順”列為硬杠杠;接下來是北大一碩士在深圳當上公務員后,虐待幫助自己帶孩子的親生父母,遭到一片口誅筆伐,似乎更印證了在全社會重提“孝道”的必要性緊迫性。不過,當今社會,父母對子女百般“孝敬”,如何要求子女反過來 “盡孝”?
儒家文化不僅有大量的“治孝格言”,還為社會樹立了“孝道”的道德榜樣。“舉孝廉”制度,更將“孝道”納入從政的考評機制。從這個角度來說,“孝道”確實是一種約束全社會的公德標準。時至如今,武漢某大學組織學生集體給父親洗腳、上海一些高校逢年過節要求學生給父母寫封家書、很多中小學創造情境讓學生感恩父母,到北大把孝順列為考量學生素質的標準……無不表明,“孝道”仍需大力倡導。
不過,遺憾的是,在這場再造“孝道”的活動中,本該處于“主角”位置的家長,卻似乎難見蹤影。孝順父母,是每個孩子應該接受的起碼的家教,豈能靠專業教育機構來大聲疾呼、大力提倡?正是因為一些父母在“孝道”教育上缺位,不少孩子才不懂得“孝順”。孩子沒機會“盡孝”、缺乏孝心,“板子”不能全打在孩子身上。當前,一些家長一手包辦、甘當“孩奴”,反過來“孝敬”孩子。自己衣食樸素,卻供孩子全身名牌;蘋果削皮切塊,遞到孩子手里請他吃;孩子上學車接車送……過度負責的家長“全包制”,導致了感恩反哺、孝順教育的空白,并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啃老”等畸形的親子關系。溺愛出逆子,成為屢見不鮮的家庭教育“悖論”現象。
如果孩子對父母都不孝,更難指望他對社會有責任感。古人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邏輯上來說,“孝道”既是孩子對父母的感恩與負責,又是孩子形成社會角色和社會責任感的基礎。去年暑假,不少孩子跟隨父母“踏上父母上班的路”,體驗到父母上班時公交車的擁擠,做一名柜臺服務員、建筑工程師的酸甜苦辣后,回家主動幫父母做飯、洗衣碗做家務,并由衷地說以后再不亂花錢。家長提供的一次親身教育,效果勝過學校千言萬語的理論說教。
因此,為孩子補“孝道”課倒不宜單兵突進,家長先“補”一“課”反而更迫切。(李愛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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