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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讓梨”的故事本是教育中國孩子們要學會謙虛禮讓，但是教科書里卻省去了后面部分，所以人們一直認為孔融是一個很懂事的好孩子，其實不然。當初孔融把大的梨子給了哥哥和弟弟，就有人指出：“小小年紀，竟有如此城府。”果然，孔融年齡稍大后，竟然拋妻棄子，落得個眾叛親離的下場。
中國教育家們一直都無法解釋出其中的道理，歸根到底就是缺少對孔融心理動機的揭示，把“禮讓”行為誤當成了“仁愛”道德表現，讓“誠實”無辜地被“謙讓”所抹殺，結果讓一個虛偽的人格變成了近兩千年的教育榜樣。
中國文人或名人很喜歡找機會表白自己對窮苦人的同情，從高人一等的角度去渲染這種居高臨下的悲憫，無非是彰顯自我道德優越感，那些富人搞捐款時總愛同時貶低窮人的人格和智慧，那些批評他人偽善的人總愛表現自己的超人道德境界，這些都讓中國社會非常難形成真誠慈善的氛圍。
相比之下，美國人講究實證，總愛通過實驗論證一種行為的真正動機和效果，對于孔融讓梨這個典故也有過經典論證。美國有一位心理學家在全美選出了50位成功人士和50名罪犯，分別給他們寫信，邀請他們談一談自己的母親。有兩封回信給他的印象特別深。這兩個人談的事，都與“孔融讓梨”有關。
一封來信是這樣寫的：小時候，有一天，媽媽拿來幾個蘋果，紅紅的大小不同，我一眼就看見中間的又紅又大的，別提多想得到了。媽媽把蘋果放在桌上，問我和弟弟：“你們想要哪個呀？”我剛想說要最大最紅的那個，沒想到弟弟搶先一步把這話說了出來。媽媽聽后瞪了弟弟一眼，責備他：“好孩子，要學會把好東西讓給別人，不能總想著自己。”
一聽到這個話，我馬上轉過彎來了，改口對媽媽說：“媽媽，我想要最小的，把大的留給弟弟吧。”媽媽聽了很高興，就把那個大蘋果“獎”給了我。從此我知道了，要想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不能直接說出來，要學會說謊。以后我學會了打架、偷、搶，只要想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就不擇手段。直到現在我被送進了監獄。這是一名犯人寫來的信。
第二封信是一位名為約翰成功人士寫來的，信中說：小時候，有一天媽媽拿來幾個大小不同的蘋果，我和弟弟們都搶著要大的。媽媽把那個最紅最大的蘋果舉在手中，對我們說：“孩子們，這個蘋果最紅最大最好吃，你們都有權利得到它，但大蘋果只有一個，怎么辦呢？現在咱們做個比賽，我把門前的草坪分成3塊，你們3人一人一塊兒把它修剪好，誰干得最快最好，誰就有權得到它。”結果我干的最好，就贏得了最大的蘋果。
這與其說是美國版的“孔融讓梨”，不如說是“約翰爭梨”。要說一個故事就能決定一種人生，顯然是極而言之；但要說母親的觀念和做法對孩子的一生沒有影響，也不實際。事故的真實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提供給我們的啟示。
在“約翰爭梨”的故事里，約翰和他們的兄弟無論年齡多小，都是他們媽媽眼中擁有獨立人格和意志的“人”，是人能任由成人意志驅使安排的。“約翰爭梨”，正視人的天性和權利，通過制定和執行規則，實現了人的權利和義務之間、個人利益訴求和社會道德要求之間的統一。
當然，這種“爭”，是“明爭”，不是“暗斗”，更不同于搶、奪。它必須在兩個條件下進行，一是有一套大家認同的規則，二是有“裁判”監督規則的執行。這也正是西方人習慣民主文化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中國人更相信個人的禮儀道德比人權平等和社會義務更重要而有效，結果形成了人治型社會。
在西方的教育體系中，孔融讓梨顯然不符合他們對學齡前兒童的教育理念，西方學者普遍對此進行了實驗。在傳統的西方家庭中，一位家長為了觀察孩子們之間的友愛程度，把大小不同的蘋果放在桌上，任由他們挑選，在挑選的結果出來以后，家長表揚了那位選的最小蘋果的那位孩子，而對那位挑選了大蘋果的孩子進行了批評，其實在挑選的最初，那位選擇小蘋果的孩子也是想選大蘋果，但他懂得選小的更能贏得大人的青睞，從而違背自己最初的意愿選擇了小蘋果。
而這在某種程度上給了那些受批評的孩子一些啟發，間接導致了孩子們學會了撒謊，過早接觸了一些不良的信息。最終孩子們長大后都走上了違法的道路，然而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另一個家庭，卻發生了不同結果，家長鼓勵挑選小的蘋果的孩子，贊揚他們的友愛精神，并且表揚挑選大蘋果的孩子，稱贊他們勇于追求自己想要的，顯然這些孩子長大后都有了不一般的成就。從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出并非孔融讓梨就一定能造就一個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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