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盲人女作家海倫凱勒的話：假如一個人有了高飛的沖動，又怎會甘于在地上爬呢？

　　——作者手記

　　當上級領導問起閘北八中的師生情況時，他們奇怪地發(fā)現(xiàn)，劉京海總是說老師有哪些長處，學生有哪些優(yōu)點，似乎比重點中學的校長還要自信。可他們心里都明白，有“垃圾學校”和“差生集中營”之稱的閘北八中，情況絕不是輕易能夠改變的。劉京海是怎么想的呢？

　　劉京海幽默地說：

　　“這個不好，那個不好，而我是負責人呀，我不就成了壞頭頭嗎？當然，每個學校里的師生都是有缺點的，關鍵是你怎么看，情人眼里出西施嘛。成功教育與傳統(tǒng)教育的區(qū)別就在于：傳統(tǒng)教育認為你有缺點所以應該被雕琢，而與此相反，成功教育認為你有優(yōu)點所以你能成功。領導的關鍵是發(fā)揮優(yōu)點，發(fā)展優(yōu)點，揚長避短，取長補短。”

　　在劉京海的影響下，閘北八中流行著兩組“三個相信”：首先，校領導對教師“三個相信”，即相信每一個教師都有成功的愿望，都有成功的潛能，都有可能取得多方面的成功；其次，教師們對學生“三個相信”，即相信每一個學生都有成功的愿望，都有成功的潛能，都有可能取得多方面的成功。

　　成功教育喚醒了師生心中沉睡的巨人，尤其解放了“差生”，使他們被壓抑多年的能量釋放出來，像火山爆發(fā)一樣蔚然壯觀。

　　自1987年開始至1994年，成功教育分兩個階段進行，取得了驚人的成果。

　　雖然，閘北八中的學生來源依舊是全區(qū)最差的，留級生比例高達40%。但是，經過八年的成功教育，在全上海市統(tǒng)一命題統(tǒng)一閱卷的升學考試中，他們的合格率始終保持在98%以上，六門學科總分都達到了全市中等水平，1995年的畢業(yè)生質量則取得了更大突破，合格率100%，升學率100%，優(yōu)良率98　3%，達到重點高中分數(shù)線的占畢業(yè)生總數(shù)的四分之一，六門學科總分從全區(qū)學校的倒數(shù)幾位升到了中上等。

　　與此同時，閘北八中四次被評為區(qū)文明單位，多次被評為區(qū)、市科研先進集體，四次獲上海市體育達標先進單位，連續(xù)三次獲上海市初中教育先進單位。學生中涌現(xiàn)出一大批在區(qū)、市、全國各類競賽中的獲獎者。

　　稍微懂一點兒教育的人都會明白，閘北八中的巨變是何等的艱難。正如冰心所說的：人們只看到了成功花兒的明艷，卻看不到奮斗者的心血如雨。

　　閘北區(qū)教育局極為重視成功教育的實驗與推進，提出局領導要偏愛差校，學校領導和教師要偏愛差生。一位區(qū)長甚至動情地說：

　　“差生是我們的子弟兵！”

　　“差生是我們的子弟兵”，這句話最早是童永歙區(qū)長說出來的。主管教育的區(qū)長郭天成，曾當過區(qū)教育局局長，長期領導成功教育的研究與實踐。據(jù)《天生我才》一書介紹，在一次校長會上，他對這句名言作了較充分的解釋。他說：

　　我今天講話的題目是：“差生是我的子弟兵”。也許有人會感到納悶，如果差生是子弟兵，那么其他學生呢？難道不是子弟兵？我不想多解釋，至少差生應該是子弟兵的一部分吧。

　　我當過校長，一天我有了一個靈感：我的工作幾乎90%都圍繞著差生，如果說我的工作不錯，無非就是多做了些“差生工作”。我甚至想，要當好一名校長，關鍵就在于你能不能做好“差生工作”。我聽過一些校長的工作匯報，他們幾乎都談了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集中力量抓那些希望升學的學生，以提高升學率。我終于忍不住了，我問：你們?yōu)槭裁床还苣切]有升學希望的“差生”？我說，我是區(qū)長，我告訴你們：差生是我的子弟兵！

　　由于教育體制等問題，有相當多的學生不能進一步深造，他們絕大多數(shù)要留在本區(qū)，成為本區(qū)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基本力量。我是區(qū)長，他們就是我的子弟兵，我要靠他們把我區(qū)的各項工作搞上去。他們是我區(qū)的永久居民，就是趕也趕不走！他們的素質如何，怎能不使我擔心呢？如果放棄對他們的教育，怎么能讓我高枕無憂？我跟這些差生是十指連心，休戚相關的。我現(xiàn)在還是要說：差生是我的子弟兵，拜托各位校長好好引導他們！

　　為了徹底改變閘北八中的面貌，為成功教育樹立一個榜樣，1994年初，當時的區(qū)教育局局長、后任分管教育的副區(qū)長周金彩決定任命劉京海為閘北八中校長。

　　那一夜，劉京海失眠了。

　　他的妻子施月芳向我描述過那個難忘的夜晚，而這與許多報道的情況大相徑庭。在一些關于閘北八中的報道中，劉京海擔任校長似乎是主動請纓，似乎是躍躍欲試。實際上，他內心十分矛盾，并不那么情愿。

　　施月芳說：

　　“京海的確非常熱愛他的事業(yè)，愿意一輩子研究成功教育。可是，在閘北八中當校長太難了！不是難在教育，而是難在八中底子太薄，一無資金，二無資源，生源又總是那么差。你讓老師拼命干，卻沒有錢給老師發(fā)獎金，怎么讓他們安心工作？怎么能留住人才？

　　“本來，京海在區(qū)里當著教育科學研究室的主任，可進可退，游刃有余，既可以專心于研究事業(yè)，又不必操心于經濟難題。可當了校長，就等于跳進了坑里，一切都得承擔起來。可是，你有這個力量嗎？你做好犧牲的準備了嗎？

　　“那一夜，京海輾轉反側，長吁短嘆，竟然流下了眼淚。是啊，組織上重視他，培養(yǎng)他。可把他送上前線的時候，誰能保證供應足夠的糧草呢？一旦失敗，又有誰能給予理解？”

　　從事過30年教育工作的我，完全能理解劉京海的所憂所慮。對于窮國辦大教育，國家即使非常重視，也無力支付所需的全部教育經費。因此，每一位校長和教師毫無選擇地就成了國家責任與困難的分擔者，而極不合理的是，越是條件差的學校的校長和教師，就越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和困難。

　　畢竟是共產黨員，盡管有種種想法，但劉京海第二天還是從容地走進了閘北八中。

　　在第一次教職工大會上，劉京海發(fā)表了他的就職演說：

　　“我今年44歲，來閘北八中做成功教育實驗已經8年了。從今天當校長，到退休還有16年，兩個‘八年抗戰(zhàn)’，我愿意把它獻給成功教育！”

　　上任之時在春節(jié)前，劉京海幾乎訪遍了每位教師的家。

　　在區(qū)教育科學研究室的歡送會上，他說完了話，剛剛落座就睡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