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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焦慮

　　每天放學后上籃球課，周六上午學奧數、周六下午學新概念英語，這是賀小紅給兒子排的課外課程表，她的兒子目前在北京東城區的一所公辦小學上五年級。

　　和很多北京家庭一樣，賀小紅和她的兒子已經卷入了越來越提前的小升初競爭漩渦之中，為了能上一所好中學而殫精竭慮。

　　但和很多北京家庭不一樣的是，賀小紅是一名沒有北京戶口、沒有房子的外來務工人員。因為沒有北京戶口，賀小紅一直在擔憂，不知道兒子在北京的求學之路能走到哪一天。與那些有學歷、收入穩定但同樣“飄”在北京的白領不同，賀小紅和丈夫來自農村，她在一家事業單位的食堂工作，丈夫在一個餐館做廚師，因此，他們還會時常為一家人的生計發愁。

　　三重壓力疊加在一起，讓賀小紅過得很辛苦。收入本就不高，還要拿出其中大部分送兒子上課外培訓班，可賀小紅覺得這一切都值得，因為她內心有著一個強大的信念：不能讓兒子輸在城鄉這條分界線上。

　　記者最近在采訪中發現，在北京的課外培訓大軍中，出現了越來越多像賀小紅兒子這樣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弟。教育焦慮在社會各個階層蔓延，擁有著較多社會資源和話語權的家長生怕自己的孩子“往下掉”，而生活在社會下層的父母，則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更上一層樓”。像賀小紅這樣雖然在大城市打工，但并沒有真正跳出“農門”的年輕父母，更加渴望能通過教育改變孩子的命運。

　　社會底層家長擔心孩子“長大后你就成了我”

　　曾經有一首膾炙人口的歌曲，名為《長大后我就成了你》，唱的是孩子對長輩的敬意，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很多家長最大的恐懼就是“長大后你就成了我”。

　　今年本命年的邱翠華又拿出了賬本，在大女兒名字后面寫上了“40000”。上周，大女兒大學的最后一個學期開學了，邱翠華為大女兒寄出了最后一筆錢。4萬元是大女兒大學三年的費用合計， “老大的錢終于花完了。”

　　邱翠華跟賀小紅一樣，同丈夫一起從農村出來在北京打工。生性好強的她從18歲起就想在北京闖出點兒名堂，怎奈只上過小學、又沒有什么技能的她很難實現夢想。

　　自從有了孩子之后，邱翠華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們一定得出來，不能再像我倆那么沒出息了。”

　　她把孩子送進了家鄉最好的寄宿制學校。邱翠華有3個孩子，二女兒文文今年高三，小兒子國慶現在正在上初二。“文文和國慶每年的學費和住宿費大約都是1.2萬，再加上大女兒每年的1萬多，每年光他們上學就得將近4萬元。”

　　教育改變命運。而聽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長大的中國人更加相信，擁有“知識”，便擁有了與命運抗衡的力量。

　　自己的生活經歷讓賀小紅對這個話深信不疑。

　　賀小紅的丈夫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哥哥下有弟弟。當年丈夫上中學時，家里感到同時供三個孩子讀書實在吃力，老大已經上大學了，不能半途而廢，弟弟年紀小，除了上學什么都干不了，最終犧牲了他。

　　“現在哥哥、弟弟都有了學歷，在北京工作、安家了，就剩下我們了。他們再怎么幫我們，很多東西也改變不了了。”賀小紅說。

　　在賀小紅看來，丈夫十多年前的那次犧牲，失去的是改變命運的機會。現在他們跟兄弟兩家幾乎生活在兩個世界。

　　好在賀小紅所在的食堂屬于一家文化單位，領導對她很照顧，“領導當初要是說‘帶著孩子你怎么上班呀？’我就沒辦法把孩子帶出來了。”賀小紅說。

　　當然，希望通過教育這個渠道實現向上流動的不僅僅是農民，還有生活在城市中的其他弱勢群體。

　　然而現實情況是，通過這條通道改變命運已經越來越難。

　　2010年，《人民日報》即刊發了文章《社會底層人群向上流動面臨困難》，文章指出，農民等社會弱勢群體在教育、就業等方面都出現了向上流動的困難。他們中進入重點大學的比例越來越少，成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的機會也在逐漸減少。

　　近兩年，這種流動困難愈發明顯，直接導致了慌亂、恐懼等情緒在這一群體中蔓延，最普遍地表現在家長對孩子不理智的強壓上。

　　最近，眼看著文文高考的日子臨近，邱翠華仿佛又回到了三年前大女兒高考前的日子，整夜整夜地睡不著覺，“他們要是考不上大學，我活著還有什么意思？”

　　在邱翠華的人生中，現在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努力工作掙錢，讓3個孩子都考上大學，最好都能進入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最差也要進了鄭州呀”。

　　邱翠華在北京一家公司里做保潔，一個月的收入大概是1800元，丈夫跟老鄉一起做裝修，活兒好的時候能掙上一筆，但是也經常“幾個月在家里坐著”沒事兒干。

　　所以，工作之余，邱翠華還兼了幾份小時工，一年下來還能多掙1萬多元。

　　這樣，夫妻倆省吃儉用，也將將湊出三個孩子上學的錢。

　　“我們那里沒出來的(沒到城市來打工的)，孩子說不上就不上了。能不能上出來太不一樣了，我拼了命也要讓他們上出來。”邱翠華說。

　　社會中上層家長期望孩子“至少要擁有體面的人生”

　　通道另一頭，處于社會中上層的家長也同樣被恐懼和焦慮折磨著：他們怕孩子跌出自己所處的社會階層。

　　袁女士和丈夫一起經營著一家設計公司，雖然談不上大富大貴，但是生活還是相當富足。可是這兩年袁女士夫婦沒少著急，因為他們的女兒今年就要上小學了。

　　他們住在一個高尚住宅區，小區外走路五分鐘就有一所挺不錯的小學，但是，袁女士說什么也不想把孩子送到這所學校，因為小區附近有一個北京市五環內僅存的村莊。

　　“圈子，孩子所處的圈子很重要。在這所學校她周圍都是什么人呀？她跟什么人接觸就意味著將來她有多大的舞臺。”

　　為此，夫婦二人用了近兩年的時間折騰這件事。先是聯系了國際學校，怎奈他們心儀的學校有的離他們家有二三十公里，有的需要孩子住宿，最后，他們托人花了幾萬元給孩子聯系了中關村地區的一所名校。

　　“家長的心理是社會心理的投射。”北京教育科學院早期教育研究所研究員廖麗英說。

　　雖然這一代父母大多數都是通過個人奮斗取得現在的成績和社會地位的，但是當他們的孩子出生以后，卻迎來了更慘烈的競爭。

　　于是，家長們只能作多手準備，既要拼命地武裝孩子，還要維護好各種可能有用的社會關系，當然還要準備足夠多的金錢，至少當能交贊助費的機會來臨的時候，家長們不至于讓機會從自己手上錯過。

　　孩子每走一步都得拼上家長的身家性命，家長能不焦慮嗎？

　　而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家長把壓力轉到孩子和學校身上，學校再把它那部分壓力繼續轉到孩子身上。一位從事學前教育研究的專家介紹，一次他們去北京市一個示范幼兒園聽公開課，“我們聽的這節課，所有內容都按照這個年齡階段孩子的特點進行設計，誰也挑不出一點兒毛病，但是隔壁教室里卻請來了小學的老師給孩子們上數學、語文課。”

　　“壓力就像多米諾骨牌，推倒了一張，后面的就會自動倒下。”北京教育科學院早期教育研究所所長梁雅珠說。

　　最終，整個社會都彌漫著一種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焦慮，家長怕孩子學不好輸了未來，學校怕孩子學不好輸了生源，盡管大家心里都明白，沒有輸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沒有回撤的拳頭是揮不出力量的。

　　家長要明白孩子的人生是孩子的

　　其實，很多家長并不是從一開始就這么焦慮的，不少人看著襁褓中的寶貝時，都曾經暗下決心：一定要給孩子快樂的人生。

　　但是，隨著孩子的長大，這樣的信念很容易就動搖了。

　　“教育理想從孩子上學開始就不復存在了。”馬女士的兒子現在上小學四年級。馬女士一直從事教育輔導教材的編寫工作，曾經十分堅定地按照兒童成長規律培養兒子：每到周末他們父母就帶著兒子去爬山、去接觸大自然，或者把小朋友聚到一起開party。

　　現在馬女士的兒子已經小學四年級了，“真的很難堅持，”一次，學校開家長會，老師在班上點著兒子的名字說：“×××的家長，您的孩子數學成績下滑了，趕快到外面報個課外班吧。”

　　“這樣的談話我一次可以承受、兩次可以忍受，但是次數多了我也會受不了。”馬女士說，“我也會懷疑我的堅持會不會害了孩子。”在慢慢懷疑中，理想被放下了。當有一天猛一回頭時，“你會發現你已經沒有了理想，變成了一個現實的媽媽。”

　　廖麗英指出，一個成功的家長不在于有多高的學歷，掌握了多少知識，重要的是保證自己的心態不受社會的影響。

　　要做到這一點最為關鍵的是“認清你的人生是你的，孩子的人生是孩子的”。梁雅珠說，這一點說起來簡單，但是做起來很難。很多家長犯錯誤，多是來自替孩子規劃未來，替孩子作出選擇和決定。家長焦慮的是孩子能不能擁有“我所期待的人生”。

　　當家長能清醒地認識到孩子是獨立的個體，他應該擁有自己的人生時，才能找到方向。

　　“家長要做的就是給孩子成為一個人注定要擁有的東西。”梁雅珠把這些東西總結為三個基石和四個支柱。三個基石為健康的身體、健康的心理和健康的人格。四個支柱是擁有愛心、有主動積極的人生態度、良好的做人做事習慣以及基本的辦事和思維的能力。

　　梁雅珠認為，當家長們能這樣思考問題的時候，教育就回到了常態。

　　回到了常態，家長們在教育孩子時就能做出正確的和理性的判斷。孩子累了就該休息，屋子臟了就要打掃。教育不再是簡單的學習知識和應付考試，而是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著名教育專家孫云曉說，孩子的成長是有規律的，教育是有規律的，成功也是有規律的。按照規律，成功會水到渠成，而違背規律“除了痛苦和折磨自己，就沒有別的了”。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現在讀大學比以前要容易了，當孩子獲得了基本的技能，并且得到了基本的發展后，真正影響他們是否成功的“是能力而不是學歷，是情商而不是智商”。孫云曉說，因此，家長們要放下焦慮，“回到常識、回到生活。”“當你真的回到了常識、回到了生活后會發現，天塌不下來，永遠有路可走，只是看你怎么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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