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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0月8日，一紙結婚證書，鎖定了一個家庭的誕生。
我的丈夫王爾生，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家庭的孩子，1973年被推薦到黑龍江商業學校讀書，畢業后被分配在黑龍江百貨批發站，任駐上海采購員。而我經過5年的下鄉生活，在1977年考入哈爾濱師范學校歷史班，1979年畢業后被分配到哈爾濱市第四十一中學任教。
我們是1980年經人介紹認識的。由于他駐在上海，我們只好書信往來。他的每一封信，都讓我感受到從他骨子里流露出的那種樸實、熱情和真切。后來，他考進了黑龍江省商業廳與黑龍江商業學校聯合開辦的一期省商業系統培養后備干部的商業經濟管理大專班學習。
由于婚后沒有住房，我倆約定暫時不要孩子。可由于我們都近而立之年，我們學校的校醫在沒和我商量的情況下給我要了個生育指標(當時獨生子女政策剛開始幾年，生孩子必須由基層單位申請指標)。就這樣，我與愛人只有服從“組織上的安排”了。
1983年5月8日，我的兒子出生了。由于我不會當媽媽，給孩子喂奶從來都是按書上寫的辦，結果孩子餓得哭鬧不止，一直鬧騰了一兩個月，我真給他哭得煩透了。說實在話，當時我真的沒有喜歡孩子的那種情感，以至于給孩子起名時我都沒有心情，雖然翻了字典，也沒有用心，后來就干脆叫“根”吧，將來孩子長大了做一個根根本本的人就可以了。
1983年6月14日，生下孩子第36天的時候，我參加了哈爾濱師范大學第一期教育系本科函授學員的考試，并且以優異的成績考取。當時我不知道，這次考取使我從此關注上了家庭教育，也使我以后受益無窮。
師范大學這三年的學習，是采取面授和函授相結合的方式。由于我的孩子小，每到寒暑假我都要想辦法安排好孩子后才能按時參加面授。我學習很刻苦，因為這樣的學習機會，對于我這樣一個孩子的媽媽來說來之不易，更重要的是，許多教育學、心理學的理論對我的工作有啟發意義。特別是對兒童心理學的學習，我有一種“偏得”的感覺。因為自己剛剛有了一個小寶寶，這些知識真的好像雪中送炭一樣。當時我就下定決心要好好學，除了把這些知識用在工作實踐中，還要用在自己孩子身上，于是開始了孩子的早期教育。
那時老師講到了語言發展對孩子智力開發的重要，回到家里，無論孩子能否聽得懂，我都很耐心地和他說個沒完。王根生下來幾個月后，我就自己編了一套嬰兒體操，幫助孩子伸伸胳膊伸伸腿。王根非常聽話，與我配合得非常默契，不再哭鬧。每當我有節奏地數著“一、二、三、四”的時候，他都聽得認認真真，并隨著節奏做動作。一兩個月后，只要我一放音樂、數數字，他便手腳亂動一氣。
有一次，我們娘倆做著這樣的游戲時，王根似乎聽懂了節奏，隨著節拍舞了起來。我興奮地拉過愛人對他說：“你看，他聽懂了。”當時，我愛人擔任辦公室主任，工作非常忙，甚至經常把材料拿回家里來寫，根本就沒有心思關心自己的孩子，可這一次他也興奮起來了。這是我們第一次嘗到了孩子給我們帶來的天倫之樂。
由于我在學校工作，在和丈夫談起孩子的教育時，他總要“推卸責任”：“曉凡，你是當老師的，咱家孩子的教育問題就由你來負責。教育好了，是你的功勞；教育不好，是你的責任。但我有一條要求，一定要把他培養成一個綜合能力強的孩子。我不希望他是一個高分低能的人，因為未來社會需要全面發展的人。”
話雖這樣說，但丈夫對孩子的教育絕不是不聞不問。他一再告訴我，我是你教育孩子的堅強后盾，當你的“才智”全部耗盡時，我會給你充電，給你掌舵，給你撐腰。他還告訴我：“你一定要讓孩子形成這樣一種定勢——如果輪到爸爸上手時，那一定是問題很嚴重了。曉凡，你一定要有教育孩子的底氣，那就是王根有一個十分嚴厲的爸爸。”
兒子是我的“實驗田”，20年的實驗，讓我獲得了一大筆心靈的財富。這筆財富的取得不能僅歸功于我，也不能僅歸功于兒子，而應該歸功于前輩教育家們總結出來的教育理論與規律，因為我就是按照這樣的規律去培養孩子的。
這次學習之后，在孩子的不同時期、不同階段，我都能適時調整自己，對孩子進行不同內容與方法的教育。比如，在幼兒時期，我比較注重以語言發展為主的啟蒙教育；在小學低年級時期，主要是從興趣愛好入手來培養孩子良好的行為習慣；初中時期，主要是培養孩子對學習的認識以及提高思想道德和意志品質水平；高中時期，以人生觀、世界觀教育為主來培養孩子的責任感；大學階段，則以自立自強為主進行人格素質教育。
在進行所有的教育時，我始終堅持把孩子的心理健康放在首位，力爭讓我的孩子成為一個健康、向上、快樂的孩子。
而這么多年來，我的深刻體會是：無論我們的家長是否做好了準備，現代社會都會給家庭教育注入一種新的活力。家庭教育首先是家長的教育，家長必須要有一種理性上的成熟，才能培養出適應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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