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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婷婷的耳聾可以概括成四個字：雪上加霜。

　　我愛人懷孕初期，一種要做父親的喜悅使我四處打聽有關孩子的問題。一位同事提醒我，孕婦千萬不能接觸放射線，因為他愛人懷孕時照了X光，他的孩子生下來就耳聾。我回家后趕緊告訴婷婷的媽媽，誰想她聽后竟“唉呀”了一聲，說幾天前體檢剛做過透視。從那時起我就非常擔心。

　　婷婷生下來以后，我別的都不在意，唯獨特別注意她的聽力。可命運就這么捉弄人，不注意還好，越注意越覺得她的聽力有問題。我記得最早帶婷婷去醫院看耳朵是她48天的時候。當時，醫生說她的耳朵是有點問題，但隨著年齡增長可能會有所好轉，因為她當時對很大的聲音還是有一點反應。于是，我們就懷著一絲僥幸心理，希望她長大會好！誰知1歲半的時候，災難再次降臨。

　　有一天，我正在上班，幼兒園來電話說婷婷發燒送到廠職工醫院去了。我去接她的時候，那悲慘的情景真是令我永生難忘！婷婷就像一個小“瘋子”，不停地狂呼亂叫，狂蹦亂跳。我問醫生給她用了什么藥，回答是打了一針“慶大霉素”。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女兒此刻正在經受藥物急性中毒的折磨，推著自行車帶她回家了。

　　下午又打了一針，女兒又是一陣瘋狂。打了五六針，孩子瘋狂了五六次。燒退了，病好了，可我們突然發現她僅有的那一點點聽力已不復存在了。任憑你在她身后如何喊叫，她都毫無反應。

　　我急了，趕緊帶著她四處求醫，可所有專家的結論都是不治之癥。我們懷著最后一線希望找到了上海五官科醫院最有名的耳科專家，診斷書上清清楚楚地寫著“腦干電位顯示，雙耳全聾”。我問他有沒有辦法治，他說目前還沒有。我不甘心，又問針灸行不行，回答是只會給孩子增加無謂的痛苦。“那我女兒將來的出路在哪里呢？”“只能是上聾啞學校，從聾啞孩子的方向培養。”我徹底絕望了。那一刻，天仿佛塌了下來。我們恍恍惚惚地抱著女兒回家，淚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由于這種絕望的心情，我放棄了對婷婷的教育，使得她3歲半了還一個字都不會說。這期間我去過聾啞學校兩次。說心里話，每當看到“南京市聾啞學校”這塊牌子，尤其是看到那個“啞”字的時候，我都情不自禁地淚流滿面。做夢也想不到的是，10年后，我的女兒沒上聾啞學校，我這個做父親的卻進聾啞學校當了副校長。

　　婷婷小時候，既聽不見，又不會說，小手一指常常使我們無法判斷她想吃什么還是想玩什么，到頭來家里人忙得暈頭轉向，婷婷哭得死去活來。

　　在幼兒園，別的孩子嬉笑打鬧，她卻只能孤獨地坐著，盼望爸爸早些來接。每次送她去幼兒園，她都哭得很兇。我們只知道老師對她比較照顧，卻不知道，竟然還有一個年輕教師等我一走，就悄悄地用手絹把她的嘴堵上。

　　婷婷小時候長得很漂亮，小朋友們給她起了個外號“白雪公主”，但是前面有個定語“啞巴”。我只要一去接婷婷，小朋友們就會異口同聲地喊：“小啞巴的爸爸來了！”三九嚴寒聽了這句話，我的衣服都濕透了。

　　還有一件事也深深地刺傷了我這個做父親的心。婷婷因為自卑，經常把小便尿在褲子里，夏天和秋天還好，一到冬天我真是憂心如焚。每天下班我都是飛快地騎著自行車沖出廠門，見了女兒就先摸摸她的褲子，如果濕了，頓時會覺得心里涼了半截，經常是默默地流著淚帶女兒回家。一路上凜冽的寒風呼嘯著吹過婷婷幼小的身體，看著女兒凍僵的小嘴，我心里如萬箭穿心般地疼痛。

　　人生之苦莫過于看不到一線希望，絕望把我愛人的身體壓垮了，長期病倒在床上。從此，異常沉重的擔子就壓在了我一個人身上。其實我也已疲憊不堪！我常常做同一個夢，那就是夢見女兒喊我“爸爸”。當我驚喜著醒來時，眼前的現實使我更加憂傷。有時，我甚至神經質地跪在地上祈求蒼天：“救救我可憐的女兒！我們聾啞孩子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當時我們的思想斗爭很激烈，是生第二胎，把婷婷當個殘疾孩子撫養呢，還是竭盡全力幫孩子擺脫疾病的磨難？我們在斗爭，在徘徊，在冥想！

　　朋友們都勸我們生第二胎，他們的話我記得很清楚：“你們一定要對第二個孩子說，沒有姐姐的不幸就沒有你的生命。這樣，婷婷將來有個照應，你們老了也就放心了！”

　　可一個民警告訴我，那些有弟妹的聾孩子長大以后更慘，弟弟妹妹不但不照顧他們，反而視他們為累贅，甚至覺得家里有一個這樣的人是見不得人的事。聽完他的話，我絕望到了極點。

　　孩子的命運現在如此令人擔憂，將來還要更悲慘，這可怎么辦呢？就在我們走投無路、苦苦掙扎的時候，中央電視臺播放了一部日本連續劇《血疑》。我抱著雙耳全聾的女兒，一邊看，一邊流淚，漸漸地感覺到有一股力量在凝聚，在升騰。幸子得的是不治之癥，可她的父親大島茂卻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在為女兒拼搏。幸子雖然死了，但她是含笑離開人間的。我想，我也要用自己沸騰的父愛，為婷婷把有聲世界的道路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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