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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比例原應是一架平衡的天平，男女在婚配時一一對應。但我國30多年來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男孩一端高高揚起，女孩一端向下滑落，兩端的差額已經拉大到千萬。

　　這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為選擇的結果，女嬰被提前泄露身份，喜好男孩的父母選擇性放棄了。大量應該出生的女孩沒有出生，這被稱為“女孩缺損”(MissingGirl)，或“丟失的女嬰”。人口學家和政府機構對這種缺損憂心忡忡。

　　胎兒的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人工終止妊娠，成為女嬰丟失的關鍵環節。花樣繁多的B超鑒定性別在圍追堵截中尚未滅絕，更為隱蔽的寄血驗子開始流行，并迅速形成地下產業鏈。

　　今年，國家衛生計生委再次將“加大出生人口性別比治理”列入年度工作要點，并確定為“兩非”(非醫學需要的性別鑒定和終止妊娠)專項整治年。國家多部委磨劍待發，意欲斬斷性別鑒定黑鏈，挽救“丟失的女嬰”。

　　B超亂象

　　上世紀80年代B超開始流行時，我國就規定B超不得用于非醫學需要的性別鑒定，這條標語至今仍貼在各大醫院的B超室墻上。但實際上，不僅B超鑒定性別在人情社會的縫隙里難以消除，各種性別鑒定的花樣也層出不窮。

　　研究性別比失衡十余年，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原新教授在全國跑了500多個縣考察性別比，他在農村看到，沒有資質的“游醫”騎著自行車，到各個村子轉，看到孕婦就主動搭訕，想知道胎兒性別？打開自行車后馱著的便攜B超機，當場就檢測。

　　而很多私人診所專門做性別鑒定，鑒定出是女孩，B超檢測就免費，檢測出是男孩，則要收幾百元。

　　“這意味著，如果鑒定出男孩，就是一錘子買賣。如果是女孩，那么診所就直接幫忙流產”。

　　國家衛計委家庭司性別比綜合治理辦公室主任周恭偉也聽說過類似的鏈條操作：一個縣城的面包店老板，面包店后面就藏了B超機，鑒定性別一次500元，如果是女孩，就介紹去診所流產，整個過程收幾千元，判了幾次刑出來后仍不罷手，這比賣面包掙錢。

　　調研中原新還發現，有孕婦自己購買B超機鑒定性別。雖然我國早有對性別鑒定設備的管理規定，但國內B超機便宜的只需兩三萬元，有些更便宜，目前監管手段尚不能堵住B超機市場銷售的漏洞。

　　孕婦是否使用過B超鑒定性別，取證極難。有些“游醫”被查處，大多是被“烏龍事件”牽出。

　　B超技術最初清晰度不夠，農村很多地方，誤把男孩看成女孩，流產后孕婦發現錯了，回頭舉報，隨著儀器質量有所改善，“烏龍事件”大為減少，卻沒有消失。

　　去年廈門翔安警方就查獲了一個“一臺便攜式B超儀和一輛汽車”的流動非法檢驗團伙，一個二胎孕婦檢驗中發生烏龍，錯失男孩憤而舉報，被抓4名嫌疑人交代，80余名孕婦參與過街頭流動的非法性別鑒定，其中有8名孕婦因為鑒定結果是女孩，去醫院或自行流產。

　　周恭偉分析說，導致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造成的男孩性別偏好，直接原因是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人工終止妊娠。

　　“假如我們的制度銜接完完全全沒有問題，B超鑒定就可以杜絕”，原新分析說，B超鑒定胎兒性別，至少要等孕期4個月，胎兒生殖器官發育成熟。胎兒四個月以上只能引產，而現行政策規定非醫學原因不允許做引產，那么即便鑒定出是女孩，在醫院環節把住關口，也是可以避免這些“丟失的女嬰”。

　　然而，將性別鑒定提前的孕期七八周的血液鑒定DNA技術在香港得以突破，于是，一條非法的從內地向香港寄血驗子的地下產業鏈逐漸流行起來，成為我國性別比平衡治理的新阻力。

　　寄血驗子

　　去年年初，浙江曝出首例以非法行醫罪進行批捕的“寄血驗子”案。溫州市龍灣區海城街道一家私人診所的醫師陳某，在溫州地區給孕婦采血并將血樣通過客運班車托運至深圳，抽取每位客戶500元至800元提成，香港那邊派人將血樣攜帶入境香港進行檢測化驗，每例收5800元至7500元不等的鑒定費。

　　瑞安市警方將陳某等人抓獲后發現，他們已為近300名孕婦進行了采血和非法鑒定胎兒性別，非法獲利20多萬元。

　　之后全國又有多起寄血驗子案件曝出，國家衛生計生委家庭司組織聯合督查調研組到深圳羅湖口岸調研并座談，“之前他們對這方面不是特別留意，座談后回京不到一個月，就有消息反饋說，他們抽查到兩起帶血樣過境鑒定性別的，每起攜帶孕婦血樣達100支(采集試管)以上”。

　　今年2月4日深圳海關公布，再次截獲胎兒性別鑒定報告12份，孕婦血樣采集試管50支，空白孕婦血樣同意檢測書25份。而過去半年間，羅湖海關僅在出境渠道就查獲了孕婦人體血液339管。據攜帶者供述，這些樣本都是用于到香港做胎兒性別等基因檢測。

　　在網上搜索，不難發現從流程到費用的各種寄血驗子廣告信息，也有的隱匿在論壇和QQ群等社交工具里。

　　一家2005年在香港注冊成立的國際醫療服務公司，官網標明的最主要業務就是“香港DNA檢測胎兒性別”，并在網站發布了一系列游說意味極濃的文章。

　　在他們推介的DNA檢測技術中，孕婦懷孕7周以上，就可以通過孕婦的少量血液鑒定出胎兒性別，三五個工作日拿到結果，準確率超過99%。

　　一個名為“香港驗血”的QQ群里，有261個成員，群主和群友都會上傳和交流去香港鑒定胎兒性別的攻略，有的過港抽血，有的是深圳抽血然后交給中介，還有的是通過中介寄血去香港。

　　一位自稱香港某醫療機構工作人員、QQ名為“寶寶-香港驗血鑒定”的王先生介紹，他們機構為內地孕婦做血液化驗鑒定男女已經有四年了，每年都有幾百位客戶。

　　王先生介紹，他會先郵寄一個箱子給客戶，箱子里面都是干冰，孕婦拿著管子和針筒到周圍的診所，花50塊錢抽取12毫升的血，然后用快遞發回給他們就可以了。他們收到血樣以后就會送到香港化驗。而送香港之前需要預付兩千元錢。

　　神秘中介

　　南都記者通過香港一家醫務中心的工作人員，聯系上可以寄血鑒定性別的香港接頭人林先生，他接收的內地血樣“從沒被查過”。

　　“我們這個行業是灰色的”，林先生自稱在全國各地有很多的下線，“我有渠道，能夠把血樣送到香港正規的化驗所去，給內地客出報告。”

　　林先生介紹，做這行不用交保障金，他會給中介返傭金，或者下線中介自己收錢，他提供有利潤空間的鑒定價格。

　　一個月介紹三五個客戶的中介，林先生根本看不上眼，他的下線，最多的一個每個月能夠介紹100個左右內地客源寄血到香港檢驗性別，這樣的中介自己是有正常工作的，做這些只是職務之外順帶。

　　林先生喜歡那些本身在醫療、婦幼保健系統或與此有關系的中介，“一個月寄上百個血樣的中介，他在內地有資源，是專業的，光是采樣的診所就有三四個，雇了兩臺車，每天就這樣跑，所以他一個月能賺幾十萬”。

　　林先生給中介的返傭和中介介紹的客源數量掛鉤。“鑒定零售價4500元人民幣，中介在內地可以收5000元到5500元一次。去年寄血驗子的價格還是6000多，但因為現在競爭相對激烈一點，人也多了，客戶量也大了，價格也就逐漸下來了”。

　　聲稱有自己的渠道、從沒被查過的林先生介紹，“如果真的被查到，肯定是要重新通知，重新發血樣”。

　　“在寄血驗子過程中，中介是罪魁禍首，沒有中介也搭不起從孕婦到香港檢驗部門的產業鏈，國家衛生計生委將會同公安等相關部門不斷加大對中介的處罰打擊力度”，周恭偉主任介紹道。

　　布局嚴打

　　打擊“兩非”行動，一直作為治理性別比偏高的最直接的利劍。

　　“兩非”的“非”，并不像很多媒體誤報的“非法”，而是“非醫學需要”(性別鑒定和終止妊娠)。從醫學角度理解，有些遺傳病是只傳男或只傳女，或者B超中發現胎兒存在重大身體缺陷和具有遺傳疾病等，這些因醫學需要的告知性別和流產引產是允許的。

　　“近年來，一些非法機構通過網絡拉業務，由專人上門或選取隱蔽地方為內地孕婦抽取靜脈血樣，送往境外進行胎兒性別鑒定，已形成非法牟利的地下產業鏈”，國家衛生計生委去年底已經摸清香港寄血驗子的基本情況，2014年底，會同中央綜治辦、公安部、工商總局等14個部門聯手布局防控寄血驗子，在廣告、中介、采血、檢測、運輸和出境等重點環節進行聯防聯控，2015年將展開對各地落實14部門文件情況的督查。

　　在這份公布僅一個多月的防控采血鑒定胎兒性別通知中，第一個關口就是網絡廣告，文件稱將督促搜索引擎類網站通過設立過濾關鍵詞等技術手段，屏蔽網上涉及胎兒性別鑒定的廣告信息。

　　“以后對性別比鑒定這樣的廣告帖子，會有工商和網絡信息監管部門嚴查”，周恭偉介紹，自己平時也會上網去搜，年后要開各部門的協調會檢查落實情況。

　　防控寄血驗子的通知還規定，抽血環節牽扯到醫療，為孕婦驗子抽血被查到，將按非法行醫處理。

　　寄血驗子的運輸環節，除了快遞，還有的自己開車，坐火車，或通過長途客車。周恭偉介紹，交通運輸部和海關部門都被納入14部門，各自管控自己的環節，讓血樣“抽得出也運不出”。

　　“2015年我們將繼續抓立法工作，目前計劃生育法正在修改，我們在修訂部門規章時，發現上位法的規定需要進一步修改完善”，周恭偉主任介紹，以前從事“兩非”違法行為罰款不能超過三萬，而現在從事“兩非”行為人員的收入高達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罰三萬根本起不到應有的打擊震懾作用。今年我們要抓根本的問題，配合相關部門、相關司局加快立法進度，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性別鑒定違法成本不高、發現抓捕困難，卻獲利巨大，在利益誘引下，很多人犯罪被抓，但坐一年半載的牢，出來后繼續做這行，或者丈夫進去了，妻子接著做，家族式接力。

　　2014年9月2日，國家衛生計生委、公安部、工商總局、食品藥品監管總局《禁止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人工終止妊娠的規定(草案)》在網站了公示，規章中將收縮以往罰則上面的彈性空間，減少罰則過于籠統，講人情、處理輕的情況。

　　“我們今年準備要建立前科人員數據庫，將這些從事‘兩非’的有關人員納入社會征信黑名單，讓他們無處藏身，在社會交往和生活中處處受阻”，周恭偉主任介紹，針對性別鑒定人員喜歡在交界地帶流竄作案，今年會繼續完善區域協作機制，包括信息共享、案件辦理協作等。

　　根據全國“兩非”案件信息管理系統，2007年7月到2014年底，全國共立案“兩非”案件兩萬多起，破獲1.6萬件。

　　而原新教授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推算出，34年間我國累計總量為2345萬-3631萬人(即產生等量的男嬰“多余”)。雖然近6年出生人口性別比連續下降，但是每年依然新增加約77萬-108萬的“丟失”女嬰。“丟失”女嬰包括性別選擇性終止妊娠的女胎、瞞報漏報女嬰等，根據現有統計資料尚無法判斷二者的數量關系。

　　“性別比治理的根本是改變傳統的男孩性別偏好，是個長期過程，必須要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和源頭治理”，周恭偉認為，要堅持標本兼治。目前在人們觀念尚未根本改變前，要下大力氣，加大整治“兩非”工作力度，這雖然不治本，但能為治本創造條件和贏得時間。南都記者陳顯玲實習生黃亦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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