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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姆森明智的建議無法得到人們的認同。她在1978年發表了她的研究成果。幾年之后，超聲波的使用率在新加坡及東南亞各國普遍提高。這一新生科技的引進使嬰兒的性別選擇上升到一個新的境界，而且頗為殘酷：如果聲波圖顯示胎兒是女的，那么她會被打掉。正因為如此，人口學家和政治科學家指出，現在這些國家中數百萬進入成年期的男性，無法找到適齡伴侶步入家庭生活。這些人口學家和政治科學家警告說，在這種社會情況下，這些無法成家的青年很有可能變得有暴力、軍國主義甚至恐怖主義傾向。這也許是我們了解子宮內的活動可以如何廣泛影響世界的終極例證：在那里數百萬。。次的重復干預，在這里重塑社會。

　　對這種性別比例的片面認識很可能導致一些社會災難。有些亞洲國家的政府已經禁止性別選擇類流產，甚至頒布法令來禁止鑒別腹中胎兒的性別。盡管如此，那種對男孩的強烈和持久的渴求使得這種行為很難被杜絕——但是對這些國家譴責之前，我們要先來看看一些在美國的性別選擇類流產。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人員根據2008年的人口普查局的分析數據發現，在美國出生的兒童中，父母是中國籍、韓國籍和印度籍的，他們的第一個孩子的性別比例正常。如果說第一個孩子是女孩，那么下個孩子是男孩的可能性增大，如果第三個孩子有兩個姐姐，那么第三個孩子的性別是男孩兒的概率則更高。“我們將這種對兒子的偏愛解釋為性別選擇的證明，最有可能發生在產前階段。”作者如此總結道。

　　恰恰就在幾年前，由于科技的進步，又產生了另外兩種對胎兒性別選擇的方法，而這兩種方法在道德上還是可以讓人接受的。第一種是：在培養皿中培育胎兒，同時植入所需性別。有大約40%的美國生育診所可以為客人提供這種服務，而其中有近10%的診所可以做植入前的遺傳基因診斷，而這種診斷是為胎兒性別選擇分析而特設的。第二種技術涉及了精子的種類排序，根據精子所帶的染色體是X還是Y來判斷(使用根據曾將牛的精子分類的機器研發而成的機器)；而后已經分好類的精子會采用人工受精的方法植入女人體內，或者是植入胚胎之中。這項技術僅適用于實驗基礎，但是到目前為止，這種方式已經使超過1000名的嬰兒出世。

　　現在選擇男孩兒或女孩兒變得更容易，而且道德上的負擔也不如從前那般沉重。可是，就因為如此，我們就更要抓住這種機會嗎？在一項有超過1000名美國人參與的調查中，受訪者被要求回答：如果有可能選擇孩子的性別，他們是否接受要女孩就吃粉紅色的藥丸而要男孩的則吃藍色藥丸這種方式，其中有18%的受訪者表示肯定，認為他們會那樣做。當然，性別的選擇并不是像吃不同顏色的藥丸那樣簡單容易，但是我們應該拭目以待。隨著時間的推移，觀念也可能會改變，那時性別選擇變得可以接受。就像我們現在熟知的體外受精和產前的遺傳缺陷檢查，對以前的人而言是多么驚人的舉動。

　　即便選擇不采取任何干預措施，我們還是希望及早知道胎兒的性別。現在藥店的貨架上就有胎兒性別鑒定試劑，通常都會擺在早孕測試產品的旁邊。營銷人員一般都會鼓吹自己的產品，比如一個名為智能性別預測試驗的產品，就標榜其為“連接懷孕與超聲波圖間好奇心差距的橋梁”。那個越來越收縮的好奇心差距意味著我們可以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早地證實我們對胎兒性別的猜測和希望。芭芭拉•卡茲•羅斯曼是一名社會學家，她發現這一現象始于20多年前，在她1986年所著的《試驗性懷孕》一書中提到了羊膜腔穿刺術的影響。羅斯曼要求她所訪問的120名孕婦描述她們胎兒在腹中的活動。感覺自己懷的是女孩兒的孕婦形容“非常的柔和、緩慢，與踢相比，更像是滾”，“溫和，令人安心的，但不強烈”，“早上和下午的時候很安靜”，“有活力，但不是那種過于活躍的狀態”；那些知道自己懷的是男孩的準媽媽形容“做很多活躍的動作，類似翻跟斗”，“從一邊滾到另外一邊，很少會踢我，還有就是向上和向下的猛擊”，“在我肋骨下有規律地猛擊”，以及“地震中的傳奇故事”。顯然那些并未知道胎兒性別的孕婦的反饋不會有這種固定模式。羅斯曼這樣寫道：“就像大多數的社會學家，我常常說，性別社會化始于出生之時。”就像其他很多事一樣，現在我們知道這種社會化在很久以前就開始了。

　　本文由南方出版社授權摘自《胎內人生》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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