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術室外，醫生問焦急的丈夫：“情況危機，保孩子還是保大人？”這并非粵語長片的對話，這樣的問答真實在發生。

　　家住廣州的梁先生近日新添了個千金。由于羊水早破，妻子進產房時已經昏迷，醫生要梁先生簽字決定“如發生意外，保大人還是保嬰兒”。

　　雖然最后沒出意外，但梁先生覺得心里受到了極大傷害，他說：“我當時腦子里一片空白。再說，明明大人孩子都沒事，醫生干嗎要嚇我們，讓我們遭受折磨？”“一旦有危險，是保大人？還是保孩子？”醫院有必要讓產婦家屬做這樣的選擇嗎？而作為產婦也難免會想：“我的生命在這個時候要由別人來決定嗎？”

　　記者調查：公辦民辦醫院情況不一

　　產房外有關“保大人還是保孩子”的選擇讓產婦的家人很為難。那么，醫院究竟是出于怎樣的考慮讓家屬作出這樣的選擇呢？記者采訪廣州多家醫院發現，并非每間醫院都會讓產婦家屬作出這種選擇，一般來說，公辦醫院都堅持“母親安全”的原則，而民辦醫院則會比較多地考量醫療糾紛的問題，多半會讓家屬簽署此類的“知情同意書”。

　　省婦幼保健院：醫院會竭力避免讓家屬作出這種選擇

　　“在我們醫院，這種情況是幾乎不會發生的。”廣東省婦幼保健院陳運彬副院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在產婦因妊娠或生產而導致生命危急的情況下，院方會竭盡全力首先保住母親的生命。因為如果不這樣做，不僅在生命倫理上是說不通的，對勉強保全出世的嬰兒也不好。母體本身的系統也是首先保全自身供給的。在妊娠的任何時期，胎兒都可能因母體的各種狀況而引發大腦缺氧，在缺氧嚴重的情況下，即使勉強保住了生命，腦部也可能伴有嚴重疾病。除非在產婦送院時已嚴重昏迷或因車禍等導致沒有搶救價值，否則院方都會選擇保大人。”

　　廣醫三院：以“母親安全，嬰兒優先”為原則

　　廣州醫學院第三附屬醫院婦產科副主任李映桃對記者介紹說，讓家屬選擇“保大人還是保孩子”這樣的情況在該院是不會發生的。“在實際操作中，我們會以‘母親安全，嬰兒優先’為原則，全力保障母子平安。除非母親遇到其本身的生命已經無法挽救的情況，否則都會以母親的生命安全為第一位，不會讓家屬來作出‘保大人還是保孩子’的艱難抉擇。”

　　民辦婦產醫院：幾乎每個準爸媽都會經歷這種選擇

　　“在我們醫院，每一位即將走入產房的準媽媽都要簽署此類的‘知情同意書’。一般來說，只有臨產的嬰兒的父母有權利簽署同意書，我們會在進入產房前就把同意書簽好，盡量避免在生產過程中才簽。”廣州一家民辦醫院院辦主任王先生對記者說。

　　“患者家屬知情同意是醫療行業規章制度的要求。再簡單的醫療操作，只要有可能對患者造成損害，醫生都必須征求患者或其家屬的意見。因為醫療操作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同樣的操作在不同病人身上可能產生不同結果。有了簽字同意環節，可以使醫院掌握主動權，有助于減少將來可能出現的糾紛。”王先生認為，隨著公民法律意識的不斷增強，這種情況會越來越普遍。

　　爭議：誰有權簽署“手術同意書”？

　　記者采訪發現，在實際操作中如果遇到危及母親生命的緊急情況，短時間內又無法與產婦家屬取得意見統一，大多數醫生都會本著最大限度保障母親安全的原則進行處理。然而個別醫院在產婦生產過程中，無法為自己進行選擇的情況下征求家屬同意選擇“保大人還是保孩子”的做法引起了較大的爭議。

　　患者：讓別人決定自己生命權不合理

　　大多數接受采訪的孕婦表示相信自己的丈夫會選擇“保大人”。但也有人提出了質疑：萬一做丈夫的“傳宗接代”私心重或夫妻感情不好，或者產婦昏迷而直系親屬不在身邊，到時讓別人來決定產婦的命運不就太可怕了嗎？一些接受采訪的女性讀者表示：“產婦分娩難產，在母子難以雙保時至今還延續讓家屬來選擇‘保大人還是保孩子’的提法，是對女性權益的踐踏。”

　　院方：為避免醫患糾紛需按章行事

　　采取讓家屬簽字同意“保大人還是保孩子”的院方則認為他們是按照國家的相關法律規定嚴格行事的。依據衛生部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2002年9月1日施行的《病歷書寫基本規范》，“對須取得患者書面同意方可進行的醫療活動，應當由患者本人簽署同意書。患者不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時，由其法定代理人簽字；患者因病無法簽字時，由其近親屬簽字。”

　　院方堅持表示：“《病歷書寫基本規范》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醫療機構管理條例》、《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等法律法規擬定的，其目的是為了確保醫療質量、防范醫療事故，在產婦昏迷的情況下只能讓其家屬簽字。

　　專家意見：可考慮進行術前公正

　　針對“保大人還是保孩子”引發的爭議，譚華霖律師認為：“生命健康權是產婦的人格權，人格權不同于財產權，不存在轉讓和他人代替行使的問題。因此，由他人來作出這樣的決定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譚華霖認為，醫生讓患者方面簽署“知情同意書”對患者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有一定積極意義，也在程序上避免了一些醫療糾紛的發生。但是規定中“近親簽字”的部分也存在明顯的漏洞：如果危重產婦已經昏迷不醒了，那么簽字的還是她丈夫，這就難保會出現“先保小孩”的情況。

　　專家舉例說：“上海的一個準媽媽突然難產，情況很緊急，但是丈夫在外地出差，女方的父母也不在上海，當時，醫生立即通知了男方和女方父母。女方父母立刻往上海趕，但需要大概四五個小時才能到，而醫院卻需要在一個小時內立即簽字做手術，否則母子都保不了。當時在醫院的只有男方父母，醫生問男方父母‘保孩子還是保大人？’男方父母在未通知男方和女方父母的情況下，選擇了‘保孩子’，結果，這位母親不幸身亡，而她的孩子保下來了。”“也許這樣的案例比較極端而且并不多見，但只要出現一次，對于產婦本身來說都是不公平的。”

    因此，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對高危產婦手術進行術前的公證是較好的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樣既可以滿足患者的知情權，又能夠消除醫務人員的后顧之憂，使雙方共同承擔責任和風險。”專家同時提醒待產的準爸媽，如果產婦本身已經存在較大的安全生育風險，最好把這種決策提前商定好，在產婦身體、精神狀態較好的情況下簽署知情同意書。

　　在母親和尚未出生的胎兒的生命只能保全其一時應該如何抉擇？我國大部分學者認為，母親的“生存權”大于胎兒出生的“出生權”。因為“出生權是生存權的延續。”“保大人還是保孩子”的問法也不是只有在中國才有，事實上國外許多國家也照此行事。

　　在美國，“保大人還是保孩子”的詢問通常是在臨產前進行的，在只能保全其一的情況下，由母親來做選擇。也有一些國家承認胎兒生命權的空間更大。

　　美國早期的判例則傾向于保護胎兒，法院經常許可強制輸血，甚至許可為了搶救胎兒的生命不顧孕婦的反對實施大手術。

　　在意大利，參照《阿根廷民法典》的規定，把胎兒叫做“有待出生的人”，與“具體存在的人”對立。所以，胎兒的生命權得到了重視。

　　迪拜的法律則規定，如果母親在車禍中誤傷胎兒導致流產，需要被判處“誤殺罪”。對造成胎兒死亡做出的罰款是造成一名婦女喪生的罰款的10%，大約為5500美元。( 馮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