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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過去比起來，現如今的我們對胎兒的性別可能了解得更多，但是我們還是要經過好幾個月的等待才會知道確切結果。雖然，在5個月之前，也就是胎兒孕育之時，我孩子的性別就已經注定了。因為胎兒是男是女是由和卵子相結合的精子帶的是X染色體還是Y染色體來決定的。而后有關胎兒性別的一切似乎都是一種內部工作：只在內部環境進行，與外部干擾完全隔離。但是我們同時必須要考慮到現實：只有20%～40%的受精卵能成功創造生命；而在婦女意識到自己懷孕前，其他的受精卵都已經失敗了。這也為其他能影響胎兒存活和性別的因素提供了條件。而事實上，已經逐步建立了一種對性別比例的變化和導致變化的原因的研究體系。約翰•阿巴斯諾特所提倡的出生男女間的“絕對平衡”早就變得面目全非，而且早已超出他所能理解的范圍了。
舉個例子：1952年12月5日，一場“致命之霧”降臨倫敦。這場霧實際上是濃重的煤煙在異常的天氣條件下無法消散，在城市的上空蓄積而產生的大氣污染。這場煙霧是如此的濃密，以致倫敦人在室外甚至無法看見自己的腳，更不用說1英尺范圍外的任何事物了。這場“大霧”席卷學校、歌劇院及大英博物館各處。更加夸張的是，煙霧還可以滲入人們的衣服，就連貼身衣褲都能毫無例外地被染黑。這場浩劫持續了4天，因此而喪命的人至少有4000個。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在這場“大霧”發生之后的幾個月，男孩的出生數量比預計少了很多。拿在1953年10月的第3周內在倫敦16所大醫院出生的孩子來說，男孩有109名，而女孩的人數高達144名。
也許有人認為這不過是偶然發生的，但研究人員通過對諸如經濟衰退、政治劇變和社會劇變等同類事件的記錄數據發現，在這類壓力巨大的事件發生之時，性別比例(即男女嬰兒的出生比率)通常都會下降。而通常情況下，男女嬰兒出生數量在一定范圍(105名男孩兒，100名女孩兒)內徘徊。這種現象同樣也發生在1991年東德經濟瓦解之后2：在貧窮不堪的東德，男孩兒的出生數量下降；而在經濟穩定增長的西德，出生胎兒的性別比例與以往持平。同類現象在1995年日本神戶經歷了毀滅性的地震之后也發生了3：大概是地震后的9個月后，兵庫縣的出生嬰兒性別比例下降。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駕駛飛機撞擊世貿大樓后，也發生了同類現象：在襲擊后的幾個月，紐約市出生的男孩兒數量較以往下降。
由于壓力造成的出生嬰兒性別比例下降并非異常。任職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公共健康學教授拉爾夫•卡塔拉諾認為，這恰恰是一種使得物種得以延續的生物機制。卡塔拉諾告訴我：“從物種進化的角度上說，孕婦在飽受壓力的時候更容易懷上女孩兒。而女孩兒更容易生養自己的兒女。”他解釋說，在艱難的日子里，虛弱的男性胎兒更不容易出生并存活，然而女性胎兒存活的機會較高，更容易延續家族的血脈。從達爾文的觀點來看，懷有比較虛弱的男性胎兒的婦女最好終止這次懷孕，而后重新懷個女孩或是比較強壯的男性胎兒。
然而，這件事究竟是如何發生的還有待于進一步探索。也許孕婦在承受巨大壓力之時，體內的荷爾蒙變化可以導致健康狀況不好的胎兒自然流產；男性胎兒流產的可能性更大，因為這些胎兒在孕育初始之時就不夠強壯。針對瑞典在1751—1912年這個特定時間內出生的男性的壽命長短進行研究之后，2卡塔拉諾發現了能夠支持這一論點的證據。在這段時間中，當性別比例較低時出生的男性壽命較長，而性別比例比較高時出生的男性壽命較短。卡塔拉諾最終把這一理論發表于2006年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雜志上。事實證明，體弱的男性胎兒會因流產而被“剔除”，只有少數身體健壯的男性胎兒能夠出生。
一切就如同卡塔拉諾想象的那樣，母親的子宮并不是溫軟的搖籃，而是適者生存的競技場，在這一點上毫無情面可講。卡塔拉諾進行如下的闡述：“在這個發展著的社會中，所有的孩子能夠長大成年，絕大部分取決于當年還是胎兒時在母親子宮內的生存狀況。在子宮內，男性胎兒早就處于劣勢。與男性相比，女性像是生物堡壘。毫無疑問，男性從在母親子宮之時就是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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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能比生活在薩尼亞的居民更了解男性的脆弱。薩尼亞是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座小城市，在那里居住著名為Aamjiwnaang的美洲土著民。幾年前，部落成員注意到出生的男性嬰兒越來越少。在準媽媽群體當中，有人注意到她們中大部分人生的都是女孩兒，這種情況使得當地的棒球隊教練無法找到足夠的男孩來組建一支棒球隊。康斯坦茲•麥肯齊是渥太華大學醫學院的一名教授，她帶頭作的一項研究證實了Aamjiwnaang族中男性出生率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就已經開始下降，而且下降速度加快。大約到了2000年，在薩尼亞的女性所生的嬰兒中，女孩是男孩的2倍。
目前關于自然現象如何影響公眾健康的一項調查仍在進行當中。但是像這種在薩尼亞發生的男孩出生率降低的現象也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發生。在工業國家中，出生胎兒的性別比例明顯下降。舉個例子，根據美國疾病控制中心提供的數據，1946年在美國出生的男女嬰兒性別比例是1059∶1000。到了2001年，這一比例降至1046∶1000，達到了60年來的最低比例。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其他很多國家，如英國、加拿大、日本、芬蘭、挪威、丹麥以及荷蘭。這種性別比例的變化代表了“捍衛健康指標”——一種給人口健康發出警訊的非尋常的模式，就像當我們處于黑暗的煤礦中時，有人提醒我們要當心。
戴烏拉•戴維斯是一名在匹茲堡大學任職的流行病學家及環境健康專家，她認為性別比例的變化很小，卻是恒定而真實存在的。這還是我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她對我說：“我們談論的是物種的繁殖，任何變化都值得關注。”2007年，戴維斯進行了一項研究，研究發現在1970—2002年間，白種美國人(但不包括非洲黑種美國人)的出生性別比例明顯下降。在這32年的時間里，相當于總共有13.5萬名白種男性轉變為女性。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現象呢？“簡而言之，我們不知道——但幾乎能肯定的是原因不止一個。”戴維斯說，“但是一個比較主流的說法是暴露于環境中的化學物質影響了胎兒的發育，也許這就是導致男性胚胎或胎兒更脆弱并流產的原因。” 她注意到薩尼亞鎮在地理上被大型的石油化工廠、聚合物工廠及化工廠所環繞。
關于性別比例的下降，還流行著很多種解釋，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真的。比如，我們每天面對的壓力(相對于大自然帶給我們的自然災害而言)。研究發現面對壓力的雌性動物生出的雄性后代較少，此研究結果同樣適用于我們人類。有一項研究在6000多名丹麥婦女中展開，研究人員對這些處在懷孕初期的孕婦進行了心理困擾評估。舉例來說，在心理上有困擾的孕婦中有47%的人生了男孩兒，而在心理上沒什么困擾的孕婦中有52%的人生了男孩兒。還有一項研究是由拉爾夫•卡塔拉諾構思，而后由瑞典的醫療記錄產生的。實驗發現吃抗抑郁藥越多的婦女(衡量她們面對壓力的尺度)，生男孩兒的概率越小。
單親媽媽很有可能是原因之一。2004年，在華盛頓大學任職的流行病學家凱倫•諾貝格研究發現，在40多年間出生的8萬多名嬰兒的出生記錄中，在孕期沒有男性陪伴的孕婦生男孩兒的概率很低。1她注意到男性后代需要攝取更多的熱量，即便他們以胎兒的方式存在(千萬不要考慮青少年)，而因此懷有男性胎兒和撫養男性兒童對于單親媽媽而言難度較大。
不吃早飯也可能是原因之一。2008年，在英國埃克塞特大學任職的費歐娜•馬修斯和兩位來自牛津大學的同行在《英國皇家學會學報》上發表聲明說，他們發現孕婦懷孕期間的營養攝取與新生兒的性別有關。2尤其是每天早上吃谷物(麥片)類食物的孕婦生男孩兒的概率較高。馬修斯推測，也許吃此類食物是胎兒向母體發出的信號，他在說這類食物營養豐富，因此懷男孩這一冒險還是值得的。她又補充說，事實上很多處于懷孕年齡的女性都不吃早飯，或是只攝入低熱量的食物，僅僅是為了減重，而這就能解釋男性嬰兒出生比例下降這一現象。
不久，馬修斯的研究結論就遭到了統計學家斯坦利•楊的嚴厲批判。楊在美國的一家政府機構——美國國家統計科學研究院工作。“谷物能夠成為導致性別選擇的因素？”楊以嘲弄的口吻對馬修斯的論文做了公開回應。楊的立場與馬修斯截然相反，他認為馬修斯的發現“很容易用偶然來解釋” 。他指出，如果你對研究的課題問足夠多的問題——馬修斯向孕婦們詢問她們攝取的食物種類超過100種——你會發現一些統計學上得出的顯著關系不過是偶然。這次的結果就是如此，楊總結說：“我們對這一結果應該保持懷疑態度，因為雖然人類的想象力似乎對大部分事情都能找到一個合理解釋，然而也并非必然。”反觀馬修斯，她為自己的推測辯護說：“我的觀點是建立在可靠合理的演化原則和對其他哺乳動物的大量研究的基礎之上的。”
這些解釋也許有其可取之處，抑或只是關于懷孕事宜(尤其是胎兒性別的問題)的現代版民間傳說。現在，我已經將其存檔，而事實上，我每天早上都會吃一碗加了葡萄干的燕麥粥。
本文由南方出版社授權摘自《胎內人生》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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