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記不得自己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給小兜講繪本的。有文字記載的最早歷史，是她一歲兩個月的時候我寫的博客：“小兜已經學會把書一本一本地遞給我，讓我給她講。有的時候好不容易剛講完，她又把同一本重新放進我手里。”

　　幾年來，每天晚上臨睡前的繪本環節，是我和小兜都非常享受的時刻。她剛洗完澡，帶著我最喜歡的某種沐浴露若有若無的香味，混合著身上乳臭未干的體香，緊緊地挨著我坐在床頭，滿眼渴望地聽我講故事。

　　我們經常并坐著滿懷期待地看新繪本，一起嘖嘖贊嘆某個畫面真的好美啊，又或者，一起因為某個可樂的情節哈哈大笑。有時也經常翻看那些我和她都非常喜歡的、經典的老繪本，雖然其中的一些字句我們簡直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誦，但依然樂此不疲。這些美好繪本的最大意義，是給孩子以滋養，并且也是對孩子和家長的雙重滋養。正因為這個原因，那些伴著繪本入睡的每一個夜晚才是如此地溫馨美妙。

　　親子共讀之所以重要，不僅僅在于上面提到的一起分享繪本時光的美好，同時，它也為家長和孩子建構了一套獨特的話語體系，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默契感。給孩子洗澡做飯這樣的活兒或許可以找別人幫忙，但講繪本這件事一定要親力親為，否則，你很快會發現你越來越聽不懂孩子的語言，這對于情感共建來說其實是一個挺大的損失。

　　例如小兜從兩歲多開始，她說的很多話旁人可能會覺得莫名其妙，但是我能聽明白她的意思，并且跟她對話。

　　場景一

　　某天早上我給小兜準備的早餐是吐司抹果醬，她一看到盤里的食物便笑瞇瞇地說：“怎么吃得跟弗朗西絲一樣？”我會心一笑，然后告訴她：“可是我們并不是每天都吃這個啊。”坐在同一個餐桌旁的兜爹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仿佛我們是在用什么密碼交談。其實事情是這樣的：前段時間我給小兜講過一本名叫《弗朗西絲和面包抹果醬》的繪本，里面的主人公弗朗西絲特別喜歡吃面包抹果醬，她每頓都吃這個，終于有一天徹底吃膩了。

　　場景二

　　我買了個雜物架，需要自己動手安裝。我跟小兜開玩笑：“請你來負責安裝吧，你會不會裝啊？”她搖搖頭，很不好意思地說：“我只是一只光禿禿的小兜。”她篡改的是青蛙弗洛格的話。在《我就是喜歡我：學會對自己有信心》中，弗洛格自卑的時候說過：“我只是一只光禿禿的青蛙。”

　　場景三

　　小兜很怕熱。有一天她走進電梯，發現空調壞了，于是自言自語：“沒有空調，怎么辦？爺爺一定有辦法。”其實她爺爺甚至沒跟我們住在同一個城市，小兜這么說不過是因為她那段時間正好很喜歡看《爺爺一定有辦法》。于是我告訴她：“管理處的叔叔一定有辦法。”

　　場景四

　　有一天小兜一不小心掉進了游泳池里，我手忙腳亂地把她撈上來。事后旁邊的人故意問她：“今天是誰掉進水里啦？”她回答：“小兜掉進水里啦。”然后又補充了一句：“跟狐貍一樣。”這又是哪兒跟哪兒啊？哎，她說的是《母雞蘿絲去散步》，里面有個情節是狐貍掉進了池塘。

　　場景五

　　小兜在沒有任何上下文的情境下突然問我：“媽媽，我們過的是體面生活嗎？”我猶豫了好一會兒才頗為心虛地回答：“就算是吧，不過那首先得看體面生活該如何定義。”然后她又一臉嚴肅地追問：“那它會把我們帶向何方？”聽到這句我終于弄明白了，這是從《瑪法達》里學來的，熱愛《瑪法達》的娃真是傷不起。

　　確實，在繪本的陪伴下長大的孩子，思考的問題和談話的內容跟不看繪本，或者很少看繪本的孩子是不一樣的。小兜剛滿五歲的時候，有一次跟她爹聊天，不知道怎么說起畫畫的事，她一直在提“梵高、塞尚、高更”什么的，讓身為教授的兜爹大吃一驚。他問我這些娃都是從哪兒知道的，我和小兜對視了一眼，異口同聲地回答：“《凱蒂的名畫奇遇》。”

　　沒過幾天，我們在一個餐廳跟朋友吃飯，對方在紐約的某基金會工作。小兜突然跑到人家身旁說：“下次我去美國的時候，你能不能帶我去……”聽到這里，我認為她接下來一定會說迪士尼，因為我總是跟她說香港的迪士尼實在太小了，美國的要大得多。沒想到娃說的是：“下次我去美國的時候，你能不能帶我去大都會博物館？”大家都很意外：為什么這么小的孩子會提這個？其實這不過是因為她特別迷戀那本《你不能帶氣球進大都會博物館》。更可樂的是，兜爹回家以后還一直很好奇地追著我問：“關于紐約她還知道什么？知道MOMA(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嗎？”

　　必須說明的是，我們都是在文化相對主義的教育下成長的，我們同意文化沒有高低優劣之分，印象派、大都會博物館、MOMA本身并不是，也不應該是什么高級的標簽。但同時也不得不承認，文化觀就是價值觀，基于心底最自私的想法，我希望小兜長大以后成為能跟我相互分享、相互交流的朋友——從這個角度上說，她從小關心美術館的事，至少比迷戀喜羊羊更讓我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