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視記者暗訪調查代孕產業鏈，發現不少中介公司從事“黑代孕”生意，甚至打出廣告“包成功，包生男孩100萬。”豐厚的利潤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代孕者(年輕女性)和代孕中介加入。“我們找的都是20歲左右的女孩，這個年齡卵子是最好。”代孕中介負責人很自信地說，卵子好價格也就低不了，購買這樣女孩的卵子需要三萬元到十萬元不等。之所以價格區間這么大，代孕中介負責人略帶神秘地說，“捐卵女孩都是大學生，開始主要是通過網絡(個人資料)初期的海選，看好了再約時間見。”(1月10日央視)

　　代孕古已有之，時稱“典妻”，“典”取典當之意。據《漢書·賈捐之傳》云：“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把妻子作為抵押品進行“借腹生子”的買賣，“典妻”期限一般為3至5年，價格以婦女的年齡大小、相貌身材、租借時間等綜合而定。其實，按照市場規律，但凡存在利益供需，縱使具有法律束縛，均有“鋌而走險”的可能，應驗了《資本論》那句名言：“當利潤達到10%時，便有人蠢蠢欲動；當利潤達到50%的時候，有人敢于鋌而走險；當利潤達到100%時，他們敢于踐踏人間一切法律；而當利潤達到300%時，甚至連上絞刑架都豪不畏懼。”

　　猶記得，2010年有媒體報道，廣州某富商借助試管嬰兒技術、找來兩位代孕媽媽共產下八胞胎，曾掀起一輪代孕熱議。近年來，中國富商海外代孕的新聞，也屢見報端。“黑代孕”的火爆，說明了代孕市場背后所凸顯出的種種問題，客觀地說，代孕是一把雙刃劍，“一刀切”式的禁止或放開，都存在難以預見的后果。

　　倘若完全放開代孕，則會出現法律上的父母與遺傳學上的父母分離，這一變化將對法律、倫理、道德構成嚴重挑戰。倘若完全禁止，則會出現兩種情形：有禁必止、禁而不止。對人類來說，生兒育女、傳宗接代既是遺傳需要，也是心理需求。病理統計表明，約有10%的夫妻因不同原因患上不孕癥。說到此，對于急切需要孩子，但又望塵莫及的夫妻來說，面臨技術與法律兩難，部分夫妻夾雜著復雜的情感，最終選擇“黑代孕”。

　　時至今日，我國法律對于這種行為是明令禁止的。2001年8月衛生部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中，“明確規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只能在醫療機構中進行，并且以醫療為目的，且符合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倫理原則和有關法律規定。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違反該辦法，有買賣配子、胚胎的，實施代孕技術行為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給予警告、3萬元以下罰款，并給予有關責任人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也就是說，即便是從事輔助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也只能從事試管嬰兒培育，人工代孕是違法的。不過，現行法律并沒有針對“代孕中介”、“代孕獵頭”、“代孕者”、“代孕網站”等行為作出具體的限制性規定。也就是說，在代孕領域依舊存在法律盲區，既有漏洞，“鉆空子”的普遍現象便在情理中矣。

　　歸根結底，代孕的是是非非，終究歸于技術與倫理，法律與道德之上。當兩相抵觸，取最大公約數，規避其風險，實現利益的最大化。自古以來，生育便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神圣不可侵犯，而技術無非是實現某些不能生育夫妻的手段之一。要知道，輔助生殖技術，譬如試管嬰兒技術，早已有之。從最初面臨倫理沖突到漸漸接受，經歷了漫長的歲月。當然，代孕也一樣，如何將其嵌入到法律的框架內，這才是當下面對魚龍混雜的代孕市場，亟需解決的問題。(韋其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