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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認領的代孕嬰兒，是地下代孕機構這一灰色產業鏈呈現出來的一個混亂的事實之一。在相對模糊的法律底線與相當混亂的行業規范之下，代孕中介幾乎可以隨意操弄，而由此帶來的行業欺詐等行為屢見不鮮。

　　由于代孕生產的技術手段缺乏嚴謹管束，風險巨大，代孕生產環節隱患重重。在技術層面之外，代孕所帶來的潛在社會和倫理風險，更是難以評估。

　　代孕，是指能孕女性同意將他人的胚胎植入自己的子宮，由自己代替他人孕育、分娩新生兒的行為，屬于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近年來，隨著代孕技術的日益成熟，一些適齡夫婦因種種原因選擇代孕服務，并由此催生出一個龐大而混亂的地下代孕產業。

　　這條產業鏈的一端是渴望孩子的夫婦，另一端是以出租子宮獲得高額酬勞的代孕婦女，連接兩端的是游走于灰色地帶的代孕中介，以及謀求私利的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

　　面對一些特殊人群對代孕的較大需求，混亂而復雜的產業鏈潛藏著諸多隱患。一個個地下代孕嬰兒來到這個世界上，他們也給這個世界帶來了需要解決的新的社會問題和倫理問題。

　　灰色地帶行業

　　米姐最后一單生意離奇“失手”，代孕行業的內部混亂是主要原因。

　　米姐說：“徐寧二人與我合伙時，也接其他中介的活，而那些中介可能又有其他人合伙，總之，大家的合作是比較隨意混亂的。”

　　米姐是較早進入代孕市場的中介。在來廣州之前，她曾通過網絡聯系到呂某，并跟隨他學習了幾個月。呂某自稱“中國代孕之父”的中介，曾在幾座大城市設立了其代孕服務機構。米姐說，現在圈內多數中介都復制了呂某的經營模式。

　　總體而言，中介是整個代孕行業的紐帶。他們依靠熟人介紹聯系客戶，根據需求給出相應的“套餐”并簽訂“合同”。此后，中介的合伙人——往往是從事生殖工作的醫護人員——為客戶完成促卵、取卵、取精、胚胎培育等手術。

　　胚胎培育成功后，中介開始尋找合適的代孕母親，并安排她們接受胚胎移植。一般，中介還要為代孕母親提供懷孕場所、負責各項檢查，直至孩子出生。在整個流程中，客戶、技術人員、代孕母親幾乎都與中介單線聯絡。

　　“這幾年為了技術人員的信息安全，客戶往往是被蒙著眼睛帶去做手術的。”米姐說。

　　在談及這個浸淫多年的灰色行業時，“混亂”是米姐提及最多的詞語，“大家覺得反正客戶也不受法律保護，他們受害也是吃啞巴虧，所以代孕中介幾乎可以肆無忌憚”。

　　據米姐描述，代孕中介的欺詐行為也是業內常態。比如有的中介向客戶展示“高品質”的捐卵者——即相貌姣好、體態出眾、學歷較高的女子。客戶采用“高品質”卵子，需要付出“盲捐”卵子價格的5倍。不過，中介收錢之后，也可能并不真正使用“高品質”卵子。

　　而為了滿足客戶性別選擇的需求，一些代孕機構甚至不惜反復墮胎，直至將男嬰交給父母。記者通過網絡聯系到廣州一家名為“精誠”的代孕中介，其負責人聲稱，若選擇“包生兒子”套餐，則需一次性支付80萬元。對方表示，其與合作醫療結構、醫生都簽有保密協議，并有相應額度的保證金。而對于手術的安全性，該負責人則輕描淡寫地表示“沒有問題”。

　　鏈條隱患重重

　　地下代孕生產隱患重重。

　　廣州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生殖醫學中心主任劉見橋表示，目前我國醫療機構允許進行試管嬰兒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其操作程序與代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不同在于試管嬰兒的胚胎植入卵子提供者，而代孕則是植入第三人來代替懷孕。

　　“代孕行為屬于地下交易，其操作者的專業水平、從業經驗等根本無法保證，這就大大增加了手術的風險。”劉見橋說。

　　此外，代孕母親的權益也難以得到保障。依據相關法理，雖然中介一般與代孕母親簽訂合同，以明確相關風險及責任，但由于此類合同明顯違反民法通則、合同法中具有強行法性質的公序良俗原則的規定，本就屬于無效合同。

　　關于性別選擇，寧醫生向記者介紹了不同的技術，并稱，只要客戶交更高的費用，就可以在胚胎培育階段享受“選”男孩的服務。“我們采用的是第三代技術來選擇性別，雖然不能保證100%，但成功率很高。”寧醫生說。

　　所謂第三代技術，是指第三代試管嬰兒手術，其能在胚胎移植前對遺傳物質進行分析，篩選健康胚胎移植，防止遺傳病傳遞。劉見橋稱，該技術的確能夠在胚胎階段實現性別選擇，并且已應用于臨床，但使用范圍有明確規定。

　　倫理問題凸顯

　　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教授多年來從事人口和醫學倫理等問題的研究。據他介紹，目前國際社會對待代孕主要有3種態度和做法，即允許代孕、有條件允許代孕(親情代孕和志愿代孕)以及禁止代孕，我國對代孕采取禁止態度。

　　董玉整表示，雖然如印度、俄羅斯等國家允許代孕，但其帶來的倫理、法律、經濟、社會、技術等多方面的問題，卻越來越多。

　　“過去，我們對乳母都要喚一聲‘母’，稱其為奶媽，以感謝哺育之恩。那懷胎十月的代孕母親該怎么稱呼呢？”董玉整說，如今，代孕母親獲得酬勞后就不再、也不能與孩子有任何聯系，代孕母親與孩子“父母”之間的關系是委托生育的經濟關系——代孕者通過代孕造人而實現經濟目的，父母則通過付出金錢而實現造人目的——它讓生兒育女成為一種經濟交換行為。

　　“這是對生育以及人性的褻瀆。” 董玉整說，“人”變成可以直接交換的“物”，變成“商品”，于是，“人”的尊嚴、意義和價值都將被改寫，“人”變成了“人”的工具。

　　董玉整認為，由于精子和卵子的來源和組合不同，所生孩子與父母之間的血緣關系也會變得復雜不明，有的甚至一點血緣關系都沒有。而父母、代孕母親、孩子都是社會的一員，生活在充滿矛盾的現實社會中，這些都必然會帶來諸多現實問題。

　　首先是孩子——社會如何對待代孕所產的孩子？他們會不會遭到歧視？如果在成長過程中出現疾病或其他問題，孩子會不會遭到虐待甚至遺棄？如果父母離婚了，孩子怎么辦？

　　其次是父母——社會以及父母的親屬將如何看待父母？父母會真心對待代孕所生的孩子嗎？夫妻之間會不會因為代孕而產生矛盾，甚至導致家庭破裂？父母會得到應有的尊重和贍養嗎？

　　再次是代孕者——他們在代孕過程中以及因為代孕而產生的流產、難產、并發癥等諸多健康問題，都將現實地影響她們的生活，她們今后將如何向自己的丈夫、家人、孩子，解釋自己的代孕行為？

　　董玉整說，以上種種問題和隱患，都顯示目前代孕在我國不適合合法化。“何況中國人口眾多，這些問題一旦被放大，可能造成更加廣泛、更加嚴重的后果”。

　　建立完善法規

　　近年來，國家相關部門多次聯合開展專項行動打擊代孕市場，后者雖受一定遏制，但仍是暗流涌動。

　　據媒體此前報道，在國內多個大城市，一些代孕中介、醫療診所違法開展代孕、買賣卵子等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業務，并由此形成黑色產業鏈。在2010年，廣州一名商人通過2名代孕母親產下8胞胎的消息，曾引發輿論熱議。

　　早在10多年前，前衛生部先后頒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人類精子庫管理辦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均都規定禁止代孕和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

　　“雖然衛生部禁止代孕，但其約束對象是醫院和醫生，在此之外的代孕中介相當于游走在一個灰色地帶，遇到檢查，大家就往角落轉移。最開始手術往往是在大醫院做，有些是三甲醫院，后來轉到社區醫院了，現在甚至轉到民居了。”米姐說。

　　近年來，相關部門進行多次專項整治行動，每次都查出若干醫院及個人從事代孕活動。今年4月，國家衛計委等12個部門成立全國打擊代孕專項行動領導小組，并聯合制定《開展打擊代孕專項行動工作方案》，旨在嚴肅查處非法展開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服務的醫療機構和中介機構及相關責任人，維護正常的生育秩序。

　　部分學者指出，商業代孕處在法律法規無明文禁止的狀態。董玉整認為，只有從法律法規的層面明確代孕行為的非法性質，才能嚴格和徹底地打擊代孕行為，維護正常的醫療秩序和患者的合法權益。

　　“就目前狀況來看，單純依靠專項行動來整治代孕市場，盡管投入很大，但很難徹底清除代孕行為。”董玉整說。他建議需要盡快建立關于代孕行為的相關法律，將代孕行為是否合法的界定提升至法律層面，以提供其在整個社會范圍的約束力。

　　代孕雙胞胎

　　父母之謎

　　不久前，一對雙胞胎男孩在廣州呱呱落地，本該慶祝的樂事卻愁煞多人——他們的父母是誰，如今成了一樁懸案。

　　原來，這對雙胞胎嬰兒是由代孕中介牽線，由代孕母親所生。而親子鑒定卻顯示，其與尋求代孕的夫婦并無血緣關系。更加詭譎的是，代孕中介內部因利益紛爭而散伙，致使胚胎信息無從核對，兩個初來人世的嬰兒竟無人認領了。

　　代孕之子并非精卵提供者

　　“這倆孩子怎么辦啊？”面對無人認領的雙胞胎，代孕中介米姐(化名)愁容滿面地說。

　　米姐從2009年開始進入代孕行業。在這個灰色行業經營多年后，米姐想要離開了。“看不到前景，畢竟是個擺不上臺面的活，現在市場太混亂，有些怕了。”米姐說。

　　然而一切并不遂愿，最后一單生意拖住了米姐離開的腳步。

　　去年年底，在米姐的安排下，客戶李麗夫婦的胚胎被植入到代孕母親薛小(化名)的體內。李麗夫婦40余歲，由于高齡產婦懷孕風險極高，夫婦倆提供了卵子和精子，尋找代孕者。胚胎植入數月后，監測顯示未出生的孩子是一對雙胞胎男孩，李麗夫婦、米姐和薛小都為這次合作感到高興。

　　今年8月15日，雙胞胎男孩在廣州順利生產。按照以往的操作流程，米姐支付了薛小20萬元酬金，隨后準備將孩子轉交給李麗夫婦。而在正式轉交之前，米姐還需要完成一項例行工作——DNA親子鑒定。“這就是走個流程，讓客戶徹底安心。”米姐說。

　　然而鑒定結果顯示，雙胞胎嬰兒與李麗夫婦倆均無任何血緣關系。這讓米姐大吃一驚，“做代孕這么多年，整個圈里從沒聽說過親子鑒定出問題的”。而得知雙胞胎并非親子，李麗夫婦極為不滿，他們沒有帶走孩子，也沒有向米姐支付相應的費用。

　　米姐說，代孕母親的酬勞和代孕環節的部分費用都由她先行墊付，雙胞胎無人認領，既讓她損失數十萬元，更為新生兒的去向感到束手無策。

　　米姐不得不在廣州租下一間房，并請專人照看兩個孩子，各種費用全部由她一應承擔。

　　無法查明“父母”的孩子

　　代孕環節出現離奇錯漏，讓米姐反復回憶最后一單生意的前后經過，試圖找到出錯的環節。

　　2012年5月，遠在河南的李麗夫婦與米姐取得了聯系。當時，李麗夫婦已育有一女，但仍想要個男孩。

　　在取卵之前，李麗在廣州接受了連續多天的激素注射，以便能夠取得足量的卵泡。2012年6月底，在米姐的安排下，李麗在廣州市白云區某醫院通過手術取出卵子，并與其丈夫的精子在試管中培育成5份胚胎。胚胎隨后被冷凍，并由代孕中介安排保存，以便日后移植。當年底，李麗的胚胎被先后移植兩次，但都因停止發育而告失敗，此后直至2014年底才再次開始移植嘗試。

　　胚胎被長期擱置，并非因為找不到合適的代孕母親，而是米姐的代孕中介出了問題。

　　當時，米姐與徐姓和寧姓的兩名醫生共同經營代孕服務，徐醫生在網絡上的公開身份為廣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而寧醫生的真實身份目前尚未得知。

　　按照米姐的描述，寧醫生是代孕環節各項手術的“操刀人”，“技術比較好，成功率很高，代孕生意的技術環節很大程度依賴于她”。

　　米姐說，2012年左右，寧醫生與徐醫生之間，因為利益糾紛而發生矛盾。寧徐兩人最終分道揚鑣。“散伙時，寧醫生拿走了

　　醫療設備和客戶資料，李麗的信息也因此無從核對。”米姐說。

　　在胚胎冷凍近2年，并經歷了合伙人之間的糾紛之后，此時李麗夫婦的胚胎資料，僅剩胚胎試管外的一張標簽，其上除了“李麗”的名字外，再無更多內容。當年12月22日，3份貼著“李麗”標簽的胚胎在解凍后植入薛小體內，手術在惠州完成。

　　在李麗的代孕發生差錯之后，米姐曾向寧徐兩名前合伙人核對，但兩人都不愿再問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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