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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手摘星，即使摘不到星星，也不至于兩手泥污。人確實是需要理想的。有夢想的人是自信的，知道自己要什么，敢于藐視潮流，敢于孤身前行。

　　這一年特別有緊迫感。四十歲以后，我就覺得時日不多了，每一天都很寶貴。

　　昨天和魯魯聊天，我說到年輕的時候，那真是壯懷激烈。其實并不知道路在何方，寫了無數(shù)的東西，投了無數(shù)個雜志，收到無數(shù)的退稿信——有退稿信還算好的，更多的是石沉大海，根本冒不起一個泡——還是癡心不改地寫。周圍也沒有多少寫作的人，不像現(xiàn)在，網上還可以交流。拿稿子去給一些朋友看，也看不出個名堂，表揚和批評都不得要領。我就自己悶著頭寫，得不到鼓勵，也看不到希望。

　　唯一的例外有兩個。一個是向義光，她是四川作協(xié)的，當時在編雜志。她很認真地看完了我的稿子，肯定了我的才華。那是我第一次得到一位編輯的肯定，何況還是一位不一般的編輯。她畢業(yè)于當時很有名氣的北大作家班，有一些很不錯的作品。后來向義光遇到一些事，內心遭到重創(chuàng)，終于崩潰，跳火車自殺。知道她去世的消息，我大哭一場。我們有過許多的交往，甚至我現(xiàn)在用的這個筆名“魯稚”，也是她幫我敲定的。但我從來沒有寫過紀念她的文章，仿佛是一個太沉重的東西，壓在那里，自己都不愿意去碰，就這樣慢慢習慣它的沉默。

　　另一個人是何力平老師。他是四川美術學院的教授，當年我認識他時他好像還不是教授，但很有才華。他一直在做一組“鬼系列”的雕塑，我當時也正好在寫“死亡”，我們就經常討論一些問題。有一次，他忽然說：“你應該把文學當成一個事業(yè)，不要認為諾貝爾獎高不可攀，你就是要把它作為目標，沒有什么人是天生應該得到它的，你就是追求那個目標的人之一。”我當時并沒有嚇一跳，而是覺得很莊嚴。此后我寫了一些所謂“純文學”的東西，四處投稿，誰也不要。又過了幾年，在《萌芽》和《上海文學》上發(fā)了幾篇。當時這兩個刊物還是國內新銳的文學刊物，影響力很大。我那時也算是圈內人了，發(fā)個東西也不算太稀奇。倒是圈里其他人有點稀奇，大概覺得我那些文字不像一般文學女青年所寫的。詩人魏志遠對我說：“你的東西氣很足啊！”魏志遠比較清高，不太輕易表揚人，我在《星星》時和他一個辦公室，天天碰面，都是不冷不熱的。從那以后，他仿佛才對我正眼相看。

　　還是說何力平老師。國慶節(jié)他的一個老鄉(xiāng)來我這里玩，說到何老師，說他現(xiàn)在怎么怎么樣，總之很牛、很風光。

　　有必然性。他一直野心勃勃，當年從一個偏遠縣城的鍋爐工的崗位考上美術學院，后來又考研究生，又留校，又做了很多事，每一步都在風口浪尖上，每一步都走得精彩。現(xiàn)在重溫他的話，我又激動起來了。

　　伸手摘星，即使摘不到星星，也不至于兩手泥污。人確實是需要理想的。

　　算起來，我從18歲發(fā)表第一篇散文，24歲出版第一本寓言集，到現(xiàn)在(2005年)，出版的書是12本，走過的時間是23年。

　　昨天我對魯魯說，在你這么小，在你才9歲的時候，你可能理解不了什么是理想、什么是人生道路，但是在我這個年齡，已經能看清了。

　　生命就是那樣溫暖而堅硬地存在著，我就是存在于這樣的生命之中，我與生命、我與時間，相互裹挾著，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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