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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家長都有這樣的經歷：只要在繁華路段或幼兒園、學校附近稍作停留，各種培訓廣告就會蜂擁而至，什么“一對一”、“提分快”、“幼小銜接”，英語、奧數、作文等各種類別，令人目不暇接，勢頭早已壓過賣房廣告。
無論是寒暑假，還是節假日甚至平日課后，不管嚴寒酷暑還是刮風下雨，很多家長都會帶著孩子奔波于社會上各類輔導班之間——這已成為許多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一道風景。
光明日報2011年12月14日大視野版刊登了一位職業為大學教師的家長來信，訴說陪伴孩子“小升初”的兩年中，奔波于輔導班之間的茫然、無奈。正如編者按所說，在升學、考試的重壓之外，還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攪得人們“心神不寧”，被迫“隨波逐流”。
我們的教育究竟怎么了？
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原中國駐法大使吳建民前不久在一個教育論壇上說，“‘不能輸在起跑線上’，這是近些年來，青少年教育方面一個十分時髦的說法。起跑線在什么地方？是中學、小學、還是幼兒園？誰也說不清楚。但總的趨勢是愈來愈往前提，甚至認為在娘胎里就是起跑線。”近年來，在“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觀念驅使下，不少幼兒園中班、小班的孩子“被”家長安排加入各種名目的培訓，從數學到拼音、識字，從畫畫、唱歌到英語、手工，內容之多、之細，令人咋舌；加上各種“親子班”乃至“準媽媽”培訓——說“起跑線”向著娘胎方向移動，一點也不危言聳聽。
最近發布的2011年《中國家庭教育消費報告》顯示，被調查家庭每月用于教育消費支出占家庭總支出的44%。學前教育階段消費成為除大學教育消費以外最大的支出項；小學生成為參加培訓班最主要的人員，超過80%的家長希望孩子在小學階段參加培訓班。
課外培訓之所以火爆，除了那位“大學教師家長”揭示的“利益鏈”外，更為根本的原因在于課外培訓已與學校教育“接軌”，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學生及其家長甚至中學招生的“需求”。
一方面，在從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變過程中，通過減少作業量等辦法減輕學生負擔成為普遍做法。可是，各門功課的難度并沒有相應降低，特別是在“小升初”中上好學校，爭奪優勢資源的競爭愈演愈烈。只學學校教的東西，根本解不了渴，更不可能適應日益激烈的競爭環境——這是許多學校教師和家長的共識，難怪有的教師也向學生推薦培訓班。各種課外培訓正是抓住這個可以彌補學校教育不足的機會，雨后春筍般地發展起來，光北京“有名有姓”的大小機構就有幾十家。
另一方面，有的地方取消“小升初”考試后，升學途徑五花八門，亂象叢生。例如，有的城市采取“電腦派位”辦法決定小學生升入哪所中學，可“電腦”還是要“人腦”來操控，其公正性頗遭置疑。一些重點中學要招到成績好的孩子，憑什么標準？于是，一些“杯賽”成績和等級證書就成了升學的“硬通貨”，各種“坑班”就成為選拔孩子的重要渠道。所以，盡管一些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一再明令取消各種“杯”和升學掛鉤，不讓辦“坑班”，可“杯”們總是翻新花樣，“坑班”們也總能被市場看好，依然令家長和學生趨之若鶩。與其將來托關系、找門路、出贊助，倒不如拿上幾個證書、多占幾個“坑”來得保險和經濟——這就是家長既“不情愿”又“不得不”的無奈。
毋庸置疑，取消“小升初”考試以減輕學生壓力和負擔，其初衷是好的。負擔是否真正減下來姑且不論，課外培訓負擔早就報復性地壓在學生和家長身上，也是不爭的事實。很多小學生睡眠不足，失去了課外基本體育鍛煉和正常玩的時間，體質下降，家長也必須付出不菲的費用和大量時間、精力陪著孩子，被弄得身心疲憊、苦不堪言。
在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變改革的大背景下，許多政策設計是好的，但如果脫離實際，好的愿望未必產生好的結果。“小升初”政策是一個無形的指揮棒，左右著小學教育甚至幼兒園教育。
政策具有一定慣性，一旦出臺，在一段時間內很難改變。所以，任何一項教育政策的制訂和實施，都必須慎之又慎，要在充分調研基礎上，做到最大限度符合實際，具有可操作性，避免將來不斷地“矯枉過正”，來回“畫龍”。
目前小學教學內容偏難——這是教師、家長以及教育專家的一致看法。通過一定方式(如加大題量、難度、強度)把超常兒童選拔出來，培養成為某一方面的杰出人才，無可厚非。但如果把用來培養超常兒童的辦法全用在普通孩子身上，片面追求“高”、“難”，就會導致“小馬拉大車”，使多數普通孩子的心智難以承受，甚至造成厭學的后果。我國的義務教育應該屬于大眾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標準的制訂，要以普通孩子為依據。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教育不是孤立的，它關系到方方面面。教育正在成為一塊大蛋糕，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盯上它。如果一個家庭四成以上的消費支出都用在教育消費特別是孩子教育培訓上，哪里還有閑錢去“擴大內需”？許多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因受不起高價培訓還沒有到“起跑線”就被淘汰了。這也有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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