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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對兒童和父母與孩子關系給予合理重視、用情感和責任來衡量這種關系，人們又是如何走到如今使愛過度膨脹、將我們淹沒其中這一步的呢？

　　這個問題可能非常復雜，沒有哪位精神分析學家敢聲稱憑一己之力可以解決，它需要我們進行跨學科的深入研究。然而，雖然絲毫不敢說很全面我們暫且能提出一些可供思考的地方。

　　首先我們應注意，在如今21世紀初，這種全方位的“愛之頌”與教育觀念的逐漸淡薄是相輔相生的。人們越是歌頌愛，就越忽視教育……愛的過度膨脹可能源于一種誤區，即“孩子也是人”的理念導致人們忘記了他是一個“構建中”的人，其成長離不開成人的權威作用以及他們的教育準則。

　　在這種誤區的產生中，精神分析學無疑也起了一定作用。這不是因為其強調教育中心作用的理論本身，而是因為人們對這種理論的錯誤解讀。

　　的確，這樣的解讀常常是強調兒童的欲望，并偷梁換柱，將這種欲望變為當事兒童高高在上或為所欲為的法寶。究竟是怎么做的呢？人們要么忘記了任何欲望都受到禁忌的約束，都有限度(我們什么都可以想，卻非什么都能做，比如： 我有權希望鄰居死掉，但無權殺死他)；要么因害怕孩子受傷害而拒絕對其設限(“我曾多次告訴他不要在客廳墻上亂畫，但您能要我怎么辦，我總不能阻止他進行自我表達……”)。這種觀點滑稽可笑而且極具毀滅性，尤其是1968年以后，它使許多兒童無休止地陷入偽精神分析解釋的泥沼中(這些解釋一般都采用軟綿綿的語氣)，難以聽到有利于其成長的教誨，他們將為此付出一生的代價。

　　這樣的解讀具有破壞性，尤其因為對很多成年人來說，它伴隨著他們從個人接受精神分析的經驗中匆忙得出的結論。的確，一些人因為在分析治療中發現他們曾經是教育壓抑的對象而驚慌，從而“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換句話說，就是把他們的父母曾經使用的專橫或虐待式的教育方法與教育本身混淆起來，認為教育是絕對不好的。因此，他們在自己為人父母以后，面對自己的孩子常常會不知所措，害怕使孩子重蹈他們的覆轍，并且根本感覺不到自己作為父母應有的地位：“每次我要求孩子什么事情時，就會不由自主地問自己，我有什么權利這樣做……”

　　但是僅用個人經歷來試圖解釋我們的“愛之頌”是不夠的，因為不可否認的是，它也有一定的社會功能。

　　如果像上文提到的那樣，對愛的歌頌同時伴隨著教育愈來愈大的缺失，那么我們就有充足的理由思考一下“愛之頌”相對于這種缺失占有什么位置，例如它的出現是否正是為了給這種缺失提供一個借口。從這個角度看，“愛” 對我們的社會來說或許是一種簡便的逃避態度，每當教育出現缺失，它就使人能夠改弦更張，卸除父母對孩子應負的教育重擔。

　　如果上面的假設成立(在我們看來是成立的，因為像我們所說的，事情在現實中通常就是這樣發生的)，它就會引發兩個系列的問題。一方面，為什么教育會出現缺失？源頭是什么？另一方面，為什么人們不是正視它，而是用一種意義遭損的“愛”的華麗服裝來偽裝矯飾它呢？為什么要取消父母的責任？為什么要這樣保護父母，保護他們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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