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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園學英語，小學學奧數……一道無形的“起跑線”，困住了許多家長，也把孩子本應擁有的“歡樂童年”“金色少年”變成了“苦難童年”“灰色少年”。

　　“家長患了一種病，集體焦慮癥。”浙江省教育學會副會長魯林岳說。家長們把“起跑線”看得非常重，這道“起跑線”已經綿延到幼兒教育乃至胎教階段。

　　越挪越前的“起跑線”

　　王瑾的教育理念是“學而有樂”，學前階段不教女兒認字識數，但一進小學，她發現自己太“另類”了，女兒的同學中，有人能認識2000個漢字，英語、鋼琴更成了“普及型”特長。

　　另一位“80后”家長林浩今年給孩子報名讀杭州的民辦小學，面試后沒被錄取。他總結說，沒有競爭力的原因是“孩子在幼兒園時興趣班去的太少，沒有參加思維訓練、閱讀類、英語類培訓班”。

　　在貌似遠離高考的幼兒園，競爭已然發動。“家長們很急，很瘋，很可怕。他們的普遍心態是，恨不得把小學的知識全部在幼兒園里教完，近幾年家長還熱衷給孩子們上各種各樣的興趣班。”從事學前教育約30年的浙江省特級教師王芳說。

　　“其實他們非常矛盾，他們知道要素質教育，要孩子心理健康發展，但關鍵時刻還是關注知識與技能。為什么？怕孩子輸。”王芳說。

　　新浪微博上一條對中國教育的“吐槽”，引來了眾多網民的共鳴——“中國教育的目標是‘望子成龍’;標準是‘成王敗寇’;方法是‘死記硬背’;手段是‘不斷施壓’，還美其名曰‘壓力即動力’。至于孩子們是否真實，是否善良，是否健康，是否快樂，沒人去想。最需要“以人為本”的領域，卻最不拿人當人。”

　　“搶跑”的“并發癥”

　　記者在采訪時發現，有時候僅僅是因為太早、太急，孩子的興趣反而被扼殺了，他們對生命的感受能力也在下滑。

　　浙江一批孩子曾參加國際奧數比賽并獲得一等獎，載譽歸來時，主管基礎教育的省教育廳副廳長請孩子們談感言，有一個孩子說，“我這輩子再也不想碰數學了。”一位專門教授鋼琴的老師無奈地說，“很多鋼琴十級的孩子發誓再也不碰鋼琴，他們不覺得音樂是終生的伴侶，因為音樂奪走了他們玩樂的時間。”

　　2010年，杭州市上城區教育局和北京師范大學對區域內的學生進行了社會適應性測試，涉及學生的生活滿意度、孤獨感、抑郁、幸福感和焦慮，以及學習興趣等。成績領先全區的一所中學，學生的幸福感卻低于區平均水平，孤獨感全區第2位，焦慮、抑郁傾向全區第1位。

　　即使在應試教育中“勝出”，進入大學后也有可能變成失重的“太空人”。在高校進行心理咨詢約8年的浙江理工大學教師方婷說，很多孩子在情緒、意志力、人格和自我意識等方面出現的問題，可直接回溯到少年甚至幼兒時期的家庭環境。

　　家長、學校、社會，誰能先“解套”？

　　記者遇到多位家長，起初抱定讓孩子快樂成長的想法，卻在感受競爭的殘酷性后“低頭”，“心中十萬個不愿意強迫孩子早早學習很多，可是現實面前不得不屈服。”

　　杭州市教育局初等教育處處長蔣鋒說，這兩年重點查違規補課，有天晚上十時多，有家長打進市長熱線“12345”投訴，“我以為哪里在違規補課了，結果家長要投訴的是‘為什么不讓孩子補課’。”

　　杭州曾在上世紀90年代推行分數等級制，希望能替代排名，但未能持續。“家長不放心，因為家長覺得分數最公平。”蔣鋒說，他遇到太多次，班主任不排名，就有家長找校長提意見，投訴老師不負責任。

　　浙江大學教授馮鋼分析說，從上世紀90年代后，社會結構開始逐漸固化了，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了。如果說一個社會能夠向上流動的渠道只有一條，就是考大學，那么家長肯定都圍著高考打轉。

　　“但我依舊認為，在高考制度沒有根本改變時，中小學校、家長還是有很多可以作為的空間的。”蔣鋒說。

　　在推行“過程性評價”改革的杭州市上城區，八成以上的小學在一至四年級均已推行期末免考制，個別學校正嘗試將這一做法延伸到五、六年級。該區督導與教育評價中心副主任馬海燕說，改革的目的只有一個，希望能夠保護孩子的學習興趣，鼓勵孩子平日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

　　一些家長和老師也試圖為孩子“減速”。時代小學校長高軍玉說：“最近幾年，很多家長明確告訴她，不要把孩子的分數排名告訴我，我不想知道。”

　　杭州大關小學每年有50%畢業生去了杭州民間排名前三甲的民辦初中。“我跟家長說，那有什么了不起？這就說明你贏了嗎？初中的時候暫時領先而已，有的花是高中才開的，有的大學才開。”校長金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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