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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遺傳學方面的疑問

　　今日，由懷孕期間的染色體分析協助，我們已經可以預測一些遺傳疾患和先天畸形。除了以超音波診斷先天畸形外，目前最初三個月內的診斷選項，還包含了結合了以“母血篩檢法”和“胎兒頸部透明帶測量法”為基礎的電腦計算風險分析。其他選擇包括胎盤穿刺(在第11或12周)和羊膜穿刺術(第15周之后)提供遺傳物質可作為染色體異常(例如唐氏癥第21對染色體有三條)，以及與特殊基因相關之疾病(如囊狀纖維癥)等的診斷使用。

　　產前診斷的目的通常不是要治療它所顯示出的疾患，因為這通常是不可能的，而是為了合法地及時終止懷孕。

　　殘障或慢性疾病的孩子從未被證實過會嚴重危害其母親的心理健康，然而每天這種醫療的暗示都會被提起并被濫用，以將可能殘障或患有慢性病的孩子做人工流產。

　　尤有甚者，和此議題相關的是，幾乎從未有人提及羊膜穿刺會損害健康嬰兒或引發流產，且此風險還高達1%！隱藏在這項統計數字下的命運并未雇請游說團體，所以還默默無聞、無人知曉。倫理問題也總是每一個個人的問題，對于現在與未來，都有著過去與結果的兩個面向。

　　如果出生之前的診斷被建議用來防止畸形、有先天疾病或嚴重殘障的兒童出生，其背后的假設就是這些生命并不值得成為人。就另一方面來說，如果我們承認人類在出生前即存在，而且即使是嚴重殘障或失能的生命也有其意義及目的，那么這些問題就彰顯出不同的面向，決策也將更不容易。

　　從個人天命的觀點來看，“為什么是我？為什么是我的孩子殘障或畸形？”這個常令人絕望的問題衍生出許多其他的問題。“為什么是你特別需要我？”“什么把我和你連結在一起？”“我能做什么讓你的天命更進一步？”“因著你及你的受苦，我個人得到什么經驗及洞見？”

　　當然沒有人祈求生病或得到有慢性病的孩子，但產前診斷這項現代的醫療成就，讓我們有了選擇的機會。然而，這個選擇的自由是虛假的，因為不論健康與否，孩子已經存在。誰能去除這個可能性——亦即這個孩子在出世前已決定用這種方式來到世上？如果我們不要這孩子來的形式，并把他送回出世前的生命，那么母親能免去痛苦一事，是否比我們剝奪了這孩子化為人身的可能性這件事更有價值，也還是個問題。

　　這類思考不只是父母與專家的問題，我們全都被影響。即使將產前檢查、人工受孕、基因操控或是實驗性的復制決定都交給專家、教會或政府，會讓我們比較舒坦，但是每一個成年公民還是需要為這些問題做點事。要發展出源自個人深刻理解而生的責任感，此乃唯一的方法。這是新道德的基礎，也就是斯坦納所稱的“合乎倫理的個人主義”(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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