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凝土的地面上覆蓋著一層正在融化的冰。我湊近我的橡膠長靴，觀察鞋尖如何在冰上打滑，鞋跟又如何把冰踩碎。以前我只見過紅豆冰飲里的碎冰，而這是大自然中的冰，是向街道和建筑發起挑戰的冰。

　　“趕上N先生的樓里還能空出一個地方，咱們真的很幸運。”在我們驅車前往新住處的路上，保拉姨媽說，“當然，你們得修整一下，但紐約的房子都很貴，這已經是物超所值了。”

　　我在車里幾乎坐不住，一直扭著頭尋找摩天大樓，可什么也沒找到。我渴望見到那個我在學校里就聽說過的紐約“敏哈頓”、璀璨奪目的購物中心以及最最重要的——驕傲地矗立于紐約港的自由女神。車繼續向前行駛，兩旁的大樓越來越臟，窗戶破裂，墻上布滿英文涂鴉。我們又轉了幾個彎，看見一群人正排著隊。鮑勃姨父把車停在一棟三層小樓前，一樓的店鋪用木板封著。我以為他要拿什么東西，可隨后大家都下了車，踩上了結冰的路面。

　　排隊的人正等著走進我們右側的大門，上面標著“社會服務處”，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他們幾乎全是黑人。有些人穿戴整齊，有些人卻蓬頭垢面、目光呆滯、疲憊不堪。

　　“別盯著看，”保拉姨媽小聲訓斥道，“他們會注意到你的。”

　　我轉過頭，大人們已經把我們那幾件家當搬下了車，堆在貼了封條的店鋪前。我們有三個粗呢行李箱、媽媽的小提琴盒、幾個用棕色的紙裹著的大包，還有一把掃帚。地上有一大片潮濕的痕跡。

　　“媽，那是什么？”

　　媽媽彎下腰，湊上前仔細看。

　　“別碰，”鮑勃姨父在我們身后說，“那是尿。”

　　我和媽媽都飛快地向后跳了一步。

　　保拉姨媽把戴著手套的手搭在我們肩膀上。“別擔心。”她說。可我并不覺得她的表情讓人心安。“之前的住戶剛剛搬走，我還沒來得及看；但記著，如果有任何問題，我們會一起解決，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媽媽嘆了口氣，把手放在了保拉姨媽的手上：“好。”

　　“我還給你們準備了一份驚喜，看。”保拉姨媽走到車前，拿出一個大硬紙盒，里面裝著一個數字收音機鬧鐘、幾張床單，還有一個小小的黑白電視機。

　　“謝謝。”媽媽說。

　　“糟糕，”保拉姨媽說，“我們得走了，去工廠已經遲了。”

　　我聽到車開走的聲音。媽媽站在門前使勁轉動鑰匙，好不容易打開了鎖，卻發現門重得幾乎推不動。當媽媽費力地把門推開一條縫時，我們看見一個光禿禿的燈泡，就像黑洞洞的嘴里長出一顆牙似的。里面空氣潮濕，塵土飛揚。

　　“媽，”我小聲說，“這里安全嗎？”

　　“保拉姨媽不會把我們帶到任何危險的地方的。”媽媽說，但她低沉的聲音里透著一絲懷疑。

　　我把東西搬進狹窄的通道里，媽媽走上樓梯，揮舞掃把開始打掃。

　　“待在這兒，把大門開著。”她說。我知道，這樣是方便我跑出去求助。看著她爬樓梯，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兒。這些臺階久經使用，每一級都彎曲變形了。她走過樓梯轉角后，我看不見她了，只能聽見臺階一級接一級地發出嘎吱聲。樓上傳來腳步聲，地板發出了幾聲呻吟。是媽媽還是別人？我豎起耳朵，想聽聽會不會有喘氣聲或重擊聲。可只有一片寂靜。

　　“上來吧，”媽媽叫道，“你現在可以關門了。”

　　我覺得自己手腳無力，像泄了氣一般。我跑上樓去看我們的新家。

　　“什么也別碰。”媽媽說。

　　我站在廚房里，風經我的右側，呼嘯而過。我正奇怪媽媽為何要開窗，突然發現窗戶其實是關著的，只不過窗上的玻璃不是沒有就是破損，污黑的玻璃殘片從木窗框中伸了出來。廚房的小桌和寬水槽里積著厚厚一層灰。我設法繞開遍地已經變脆的蟑螂尸體。它們個頭巨大，駭人的身影下，粗壯的腿格外醒目。

　　衛生間在廚房內側，門正對著爐灶。水槽和冰箱下面的暗黃色漆布有一部分被撕掉了，露出底下丑陋的地板。四周的墻壁裂開，鼓起的地方就好像它們吞了什么下去。有些地方的墻皮整塊掉了下來，灰泥裸露，就像皮膚下面翻出的肉。

　　廚房跟另一個房間相連，中間卻沒有門。當我們走進去時，我瞥到棕色的東西慢慢退回墻縫里——是活的蟑螂。墻里可能還藏著大大小小的老鼠。我拿過媽媽手里的掃帚，倒過來，用掃帚柄重重地敲打地板。

　　“阿金，”媽媽說，“你會吵到鄰居的。”

　　我停下來，什么也沒說，盡管我懷疑我們是這棟樓里唯一的住戶。

　　我心想，保拉姨媽在說謊，這個公寓已經很久沒人住過了。我意識到了真相：她所做的一切都是設計好的——讓我們在工作日而不是周末搬進來，在最后一刻給我們禮物。她想把我們扔在這兒，然后用工廠做借口迅速離開，在我們仍對她的好意表示感激時就離開。保拉姨媽不會幫我們的，我們孤立無援。

　　我雙臂環抱著，說：“媽媽，我想回家。”

　　媽媽彎下腰，用她的額頭貼著我的額頭。她幾乎擠不出笑容，可眼神卻無比熱切：“會沒事的。你和我，媽媽和寶貝。”我們兩個，我們一家。

　　在美國的第一周，我和媽媽住在保拉姨媽位于斯塔滕島的四方形低矮別墅里。我們離開香港抵達美國的那晚，外面很冷，而室內燥熱的空氣讓我覺得喉嚨發干。媽媽已經整整 13年沒有見過她的大姐保拉姨媽了。自從保拉姨媽離開香港，遠嫁自幼移居美國的鮑勃姨父，她們就再沒見過面。我以前就知道鮑勃姨父開了家大工廠，總是奇怪這樣一個有錢人為什么需要回香港討老婆。如今我看到他走到哪兒都拄著拐杖的樣子，明白了他的腿有些毛病。

　　“媽媽，我們現在可以吃飯了嗎？”我表哥納爾遜的中文很糟糕，語調不太對勁。他肯定是因為我們在場才被要求講中文。

　　“很快。先親一下你表妹，歡迎她來美國。”保拉姨媽說。她牽著三歲的戈弗雷，把納爾遜推到我面前。納爾遜跟我一樣，也是 11歲。據說他會成為我在美國的最好的朋友。我仔細打量著他：他是個四肢纖細的胖小子。

　　納爾遜翻了翻白眼。“歡迎來美國！”他大聲說，好讓大人們聽見。他俯身假裝親我臉頰時小聲說道：“你就是個土包子。”

　　我瞥了媽媽一眼，她沒聽見。一時間，納爾遜的無禮讓我目瞪口呆，怒氣讓我漲紅了脖子，我笑了笑，假裝也親了他。“至少我不是長著火柴腿的大土豆。”我悄聲說。

　　大人們臉上堆滿笑容。

　　我和媽媽被領著參觀了一番。媽媽曾告訴我，我們到美國后會和保拉姨媽住在一起，幫忙照顧納爾遜和戈弗雷。他們的房子對我來說堪稱奢侈：地上全鋪著橙色的地毯，而不是露出我看慣了的水泥地面。我以前從未獲準光著腳到處走，地毯針刺般的感覺讓我驚奇不已。

　　保拉姨媽向我們展示了她所有的家具和一整柜的亞麻布衣服。可我印象最深的是從水龍頭里流出的熱水，我從沒見過。接著，保拉姨媽打開了她的櫥柜，向我們展示里面閃閃發亮的瓶瓶罐罐。“我們有些上好的白茶，”她驕傲地說，“葉子展開以后能有你們的手指那么長，有一種特別柔和的香氣。你們可以隨意品嘗。還有這些平底鍋，是用質量最好的鋼做的，最適合炸和蒸。”

　　我和媽媽在沙發上睡了一夜。我們醒來時，保拉姨媽和鮑勃姨父已經出門，他們留了一張字條，上面說保拉姨媽中午會回來安排我們的事。

　　“咱們要嘗嘗特制白茶嗎？”我問媽媽。

　　媽媽指了指餐臺，上面只有一個舊陶瓷茶壺和一罐廉價的綠茶。“我的小寶貝，你覺得那些東西是碰巧擺在上面的嗎？”

　　我盯著地板，為我的愚蠢感到羞愧。

　　媽媽接著說：“明白中國人的心思很難，有些事別人是不會直說的，但我們不應該介意這些細枝末節，每個人都有缺點。別忘了，我們欠保拉姨媽和鮑勃姨父一個大人情，因為他們把我們弄出香港，帶到美國這座金山上。”

　　我點了點頭。

　　那天上午，保拉姨媽回到家，邀請媽媽和我一起坐在餐桌前。

　　“金伯利，”保拉姨媽的手指輕輕點著塑料桌布，她渾身散發著香水的味道，嘴唇上方長了一顆痣，“我聽說你是個特別聰明的孩子。在這兒你能給你媽媽幫上大忙，而且納爾遜肯定也能從你身上學到很多。”

　　“納爾遜也是個聰明的孩子。”媽媽說。

　　“當然，他在學校里表現得也很不錯，他的老師跟我說，他將來會成為一名優秀的律師，因為他很擅長辯論。不過現在他真的要好好努力了，對吧？這樣才能向他聰明絕頂的表妹看齊。”

　　“大姐，你這是給她戴高帽子啊！阿金在這兒不會太輕松的，她幾乎不會講英文。”

　　“這確實是個問題，納爾遜的中文也需要輔導。這些在美國出生的孩子啊！”保拉姨媽笑了。

　　“你總是為我們著想，”媽媽客氣地說，“我們也想盡快幫幫你。我這就開始教納爾遜中文好嗎？”

　　保拉姨媽猶豫道：“這就是我想談的問題。現在沒這個必要了。”

　　媽媽大吃一驚：“你不是想讓納爾遜好好學中文嗎？不是還要我照顧小戈弗雷，接納爾遜放學嗎？你不是說他們的保姆費用太貴，而且保姆太不上心嗎？難道你要留在家里親自照顧他們？”媽媽疑惑地問個不停，我真希望她能讓保拉姨媽說幾句。

　　“不是，不是。”保拉姨媽抓了抓脖子，“我也希望能這樣，可我現在有太多的事要忙。”

　　媽媽點點頭：“你一定要注意身體。”

　　保拉姨媽雙手攤開：“每個人都想掙更多錢，每件事都必須贏利。我本以為把你帶到這兒來能幫幫孩子，結果你自己又出了些問題。”

　　大約一年前，在我們來美國所需要的文件都已經準備好了的時候，媽媽患上了結核。我還記得在香港時，她躺在床上，因高燒而雙頰通紅，不過在抗生素的作用下，她不再咳得整條手帕血跡斑斑。我們赴美的日期推遲了兩次，最后她終于獲得了醫生和入境事務處的許可。

　　“我的病都好了。”媽媽說。

　　“當然，我很高興你痊愈了，小妹；但我們得確定你的病不會復發。照顧納爾遜和戈弗雷這么活潑好動的男孩對你來說太難了，男孩跟女孩可不一樣。”

　　“我肯定應付得來，”媽媽充滿深情地看了我一眼，“阿金也調皮得跟小猴子似的。”

　　“當然。但我們不想讓孩子們染上任何病，他們一直都很嬌氣。”

　　在之后令人尷尬的沉默中，我明白了這其實跟媽媽的病無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保拉姨媽不愿意讓媽媽照顧她的孩子。

　　“我們很感謝你把我們帶到這兒來，”最后，媽媽打破尷尬說道，“但我們不能給你添麻煩，我一定要工作。”

　　保拉姨媽松了一口氣，就像突然換了個人似的。“你們是我的家人啊！”她笑道，“難道我不會給你找份工作嗎？”她站起身走到我面前，用手摟著我的肩膀。“我費了好大的勁才給你在制衣廠找了份差事，我還開除了一個員工好給你騰出地方。明白嗎？大姐會好好照顧的。”

　　媽媽緊繃著臉，面色蒼白，但她還是說：“謝謝你，大姐。”

　　自那之后，媽媽似乎迷失在自己的思緒中。她再也沒有拉過小提琴，一次都沒有。有幾次保拉姨媽帶她去看工廠和地鐵，沒有帶上我。當家里只剩下媽媽和我的時候，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看電視。有一次，我們在看一集叫作“我愛露西”的電視劇，從頭到尾，媽媽都一直緊緊摟著我，像是要從我這里尋求安慰。而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希望爸爸能在我們身邊幫助我們。

　　爸爸在我三歲時因中風去世了。現在，我們只能把他留在香港。我對他完全沒有印象，可我還是很想他。他是一所小學的校長，而媽媽是那所學校的音樂老師。

　　爸爸，我努力回想，爸爸。美國有太多我渴望和畏懼的東西，我再也沒有什么別的話要說。我希望爸爸的靈魂能夠離開香港，漂洋過海與我們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