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嬋為23歲小彤拍的裸照，小彤拿著一年前懷孕時拍的B超，她對離開的“孩子”說：在你第一個忌日，我想與你合張影。

　　任何一種避孕措施都不能保證100%，女孩意外懷孕了，社會道德不應該再給她一個枷鎖，成為一個罪人。

　　2014年冬天，快從大學畢業的淑嬋有了關于畢業設計的最初想法，但幾乎沒有人相信她可以完成。她要找30位有過墮胎經歷的女性拍攝裸照，再記錄下她們的墮胎故事。她為這個畢業作品取名為《孩子，你是這樣離去的》。

　　身體是亙古久遠的戰場，福柯說權力和政治大規模地宰制和包圍著身體，而對于淑嬋而言，身體的意義在于，“女性從孕育，到人的生與死，經歷的苦難都會在身體上留下痕跡。另外，站出來講墮胎故事的女性本身就已經是坦誠相見了”。

　　12月17日，淑嬋在社交網絡上發布了自己的招募文字，配圖是為朋友小彤拍攝的裸照。照片中的小彤手拿一張B超圖。那是一年前她偷偷藏下來的照片，用畫框裱起來。在上一年的12月17日，她去一家小診所藥流了一個多月大的“孩子”。那時候小彤22歲，在學校意外懷孕了，男友不敢負責。小彤拍照時的想法是：“在你第一個忌日，我想與你合張影。”

　　招募信息發布后的第一個晚上，淑嬋就收到一個愿意被拍攝女孩的短信。她叫小珊，兩人用短信聊至深夜。小珊在手機里記下：“遇到了這個世界上最好聽的名字，淑嬋。”

　　淑嬋，當她想做這個項目的時候22歲，母親有些反對。她從小就把女兒往乖孩子的方向教育，甚至嚴格規定每天回家的時間。一個未婚女孩去做這種事情，母親心想，被人知道了不太好吧。

　　一周之后，淑嬋先與小珊見了面。1994年出生的小珊，一年前做了人流手術。手術前一天，前男友喝醉了打給她，就說了一句：“不要恨我。”后來也沒有勇氣陪她去醫院。當她進手術室時，陪她的閨密在外面大哭。之后的一年里，她飽受后遺癥的折磨。

　　鬼節的時候，小珊的現男友陪著她，到處買衣服燒給“小孩”。“有時候我會想，如果當初不放開TA，TA已經會看著我笑了吧，會知道我是TA的媽媽了吧。”小珊對淑嬋說。

　　告別的時候，子宮炎癥導致的小腹疼痛已經讓小珊直不起腰來。關上電梯的瞬間，淑嬋在電梯里大哭起來。

　　隨后她又趕回北京，給已經見過面的“天使”拍照。1990年出生的“天使”是個天主教徒，19歲還是高中生時，意外懷孕。當時她的第一反應是：“我孩子的爸爸怎能是這個人，我要和他分手！”

　　她并不喜歡當時的男朋友，心里掛念著另一個暗戀了6年的男孩，直到現在，她還保留著他當時送的手鏈。

　　她和男友是四處借錢做完人流的。聽當時在場的人說，手術后意識模糊的她，抬手給了男友一個耳光。她如今已不記得那天是幾號，跟“孩子”有關的一切，她都沒有留下。從那之后，她再也不敢去教堂做告解，她相信每一個來到身邊的人都是上帝安排好的。

　　“孩子不是用來打掉的，是用來生下來的。即便去最好的醫院，找最好的大夫，吃最好的補品，那也都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其實是，讓這個孩子從來沒有存在過”，“天使”對淑嬋說。

　　拍照的時候，“天使”手上拿著的，是那根珍藏的手鏈。

　　胎兒是生命嗎？

　　采訪進行到將近一個月，淑嬋的同專業師姐，女權主義者肖美麗聯系到了她，肖美麗是女權行動派里的代表人物，幾乎周圍每一個關于女性主義的話題討論都有她的影子。1990年出生的肖美麗，曾經從北京徒步到廣州，想要打破女生不宜徒步、不宜冒險的偏見；作為同專業的師姐，她和淑嬋一樣，都嘗試用身體來表現女性。

　　她曾經和朋友打賭，在微博放自己的裸照，看會不會被刪除。全白的背景前，鮮艷的紅唇，向外平靜凝視、有一點點斜睨的眼光，裸露的胸口前用馬克筆挑釁地寫著“家暴可恥、平胸光榮”。她面對鏡頭，坦然接受注視的眼光，她明白自己正在被看，但又要把這眼光抵御回去。彼時，她還頂著一頭短發，而兩個月前，因為不滿高校招生的性別歧視，她和朋友一起剃了光頭抗議。

　　幾乎就在肖美麗聯系她的同時，淑嬋的導師也推薦她去找肖美麗，因為“她對女權有了解”。但最初，淑嬋并沒有把自己的項目和女權聯系在一起，她不太了解女權主義的理論到底有哪些。“有的人支持墮胎，有的人反對墮胎，那我到底是女權還是不女權呢？”

　　她們約在肖美麗的工作室見面。“我當時基本上是聽傻的狀態”，淑嬋說，“身邊全是女權主義者”。

　　女權主義者們首先對她提出了質疑，“你的題目有問題，怎么能說是孩子呢？”淑嬋從沒想過分歧會從這兒開始。“孩子”在她看來，只是對胎兒很普遍的稱呼。

　　“胎兒不是生命，所以不能用惋惜孩子生命的方式來講述女性墮胎的故事”，肖美麗說，“你考慮過你的展覽中許多參與者都會懷念自己的孩子，會造成‘墮胎恐懼化’嗎？”

　　“墮胎恐懼化？”，淑嬋一臉疑惑。

　　“‘墮胎恐懼化’就是人們過分制造和擴大墮胎對女性身體的傷害。因為墮胎背后還有‘影響女人生殖力、生育質量’的暗示，再往后就是女人的價值與‘生育力”“身體’的綁定。不然，為什么沒人討論扁桃體手術呢？如果一位正打算墮胎的女性看了你的展覽，她會作何感想？從你的題目到小彤的案例，都很容易讓旁觀者滑向不能傷害生命、揪出加害者的負面情緒中。”

　　“最開始策劃這個項目時，我的確是抵觸墮胎的，但后來發現它并沒有絕對的對錯”，淑嬋回應。

　　“你想要討論墮胎的話題，就必須明確立場，回答它的本質問題：胎兒是不是生命？”

　　在這個問題上，肖美麗向來立場明確。她曾跟香港作家廖偉棠在微博上爭論胎兒是不是人，廖偉棠說：“不知道你是否懷孕過，只要你撫摸過輕輕動彈、會趨光的胎兒，你就不會說出這句話。”肖美麗當時答：“你也沒有懷過孕吧？”

　　而在那個夜晚，那個地點，淑嬋給的答案是：“我沒辦法回答……沒辦法回答。”

　　雖然她為女權主義者的行為感到振奮，但她始終隱隱覺得，自己還有更多的東西需要去探索。

　　被壓抑的需求

　　在大多數采訪對象中，未婚女性都會談起失去孩子的痛苦，22歲喵喵是很例外的一個，她跟淑嬋說：“有時我甚至會覺得，這(墮胎)是我成長過程中比較好的經歷。”

　　她是在18歲時墮的胎，彼時生活一片混亂。和墮胎并行的，還有在醫院做癌癥手術的母親，和即將到來的高考。喵喵發現自己懷孕時，本來有點竊喜。但她和男友都認識到無力撫養小孩，于是決定墮胎。這件事情被高考的緊張感沖淡，直到很久之后才會想起來。

　　因為這件事情，喵喵和男友的關系反而更好了。沒有出生過的孩子，變成了他們之間的紐帶。直到目前，手術似乎也沒有給她帶來身體傷害。

　　“我覺得有些女孩之所以因為失去孩子而痛苦，其實是因為沒有得到男方對她付出的肯定，因而將其歸結為失去骨肉的痛苦”，淑嬋說。

　　她又去重慶和驍紅見了面。兩人同為1992年出生，聊起來沒有拘束。編劇專業出身的驍紅，每句話都像抒情散文。

　　在高考復讀那年，驍紅愛上了為她補習的老師。老師大她十歲，已婚。上大一時，驍紅獨自去西藏，遇到另一個男孩，懷上了她的孩子。從懷孕之初，驍紅就沒有考慮過是否要留下這個小孩，因為“孩子爸爸不是我愛的老師。所以TA生下來一定會秉承那個西藏男孩的幼稚自私。如果是我老師的就不一樣了，TA一定會很有靈性、很追求美、很向往自由”。

　　拍照的時候，驍紅抱著一本記錄著對老師感情的日記本，上面寫著：“太陽和石頭永遠都是情人。”如果懷上的是老師的孩子，她說克服萬難也會留下。

　　淑嬋還遇到過1990年出生的Kym。Kym在美國讀書時，通過微信“附近的人”認識了Dav，并對他產生了愛慕。但Dav已經結婚了。美國的生活一直不太順利，在Kym回國前的最后一晚，她與Dav發生了關系。一個月之后，她發現自己懷孕了。時空的自然斷裂，讓Kym一直都很清醒，她自己吃了流產藥。

　　被拍攝時，Kym拿起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最艱難的日子里，她一直在讀這本書，“感覺是它為我那段人生畫上了一個句號。”

　　畢業展覽完成了幾個月后，Shelly才找到淑嬋。“她是個很可愛的姑娘”，盧說。1991年出生的Shelly，在她面前數了數和自己發生過性行為的陌生人，三十多個，大多是通過陌陌豆瓣等認識的。她懷孕了，在手術前仍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最后，是作為婦科醫生的母親親自給她做了墮胎手術。

　　其實，母親常常跟她講不安全性行為可能會有的后果，也告訴過她墮胎可能會有的傷害。但就像一種無法控制的反叛，Shelly需要靠這樣的方式來抒發自己由來已久的壓抑。

　　“她情緒上一直很開心，跟我講怎么認識這些男生”，淑嬋笑笑：“一直講到她姐姐問，你真的不打算要這個孩子嗎，她才在我面前流了淚。”

　　今年八月，淑嬋路過李銀河的講座，聽到她說：“現在的年輕人已經可以把性看成一件美滋滋的事情了，但對性用品的需求是被壓抑的。”

　　她又想起了Shelly。

　　淑嬋的項目還在繼續，她想可能再做十年也不一定。她印刷的小冊子，已經賣了400多份，所剩無幾，但母親始終沒有看過她的作品。

　　她現在特別希望自己可以早點結婚，早點有小孩，女孩們的故事讓她覺得這種安全感來之不易。有時候走在路上看到一個女孩，她也會想象，她是不是有相似的經歷。

　　她很認同女權主義者們告訴她的：“任何一種避孕措施都不能保證100%，女孩意外懷孕了，社會道德不應該再給她一個枷鎖，成為一個罪人，女性應該有自主的生育權。”

　　肖美麗覺得：“淑嬋還是落腳到情感方面，我沒有說服她”，在淑嬋看來，她本來捧著一株小草，想尋找另一株，沒想到走著走著，展現在眼前的是一片森林。“或許十年后，又不一樣了呢？”

　　文章來自《南都周刊》第857期封面報道。原創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歡迎分享到朋友圈。